朱亚坤：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之比较 ——重申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独特贡献与多维旨趣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核心标志。但是，国内学界对列宁与同时代理论家，特别是布哈林在帝国主义论述方面的思想关系研究需要深化。国外学界部分学者片面地突出布哈林对列宁的影响，甚至认为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由此出现了否定列宁及其理论贡献的错误认识和政治虚无态度。这不仅影响到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历史地位的合理研判，也影响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科学认识。因此，本文将重点研析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思考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综合考察二人在帝国主义论述方面的思想关系，分别绘出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图景，并进一步重申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上的独特贡献及多维旨趣。
一、列宁和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共同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面对和关切的时代议题。建基于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列宁和布哈林对帝国主义时代问题的理论检视呈现出一系列共同关切。
（一）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切入点相同
在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上，列宁和布哈林都是从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入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以经济为基础，帝国主义战争是争夺并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的集中表现形式。列宁和布哈林为了揭示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本质，均以分析帝国主义战争为切入点。
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开篇即言，各民族国家间的斗争，只不过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集团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冲突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国民经济有机体”生存并发展于其中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每个“国民经济有机体”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列宁在为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首先肯定了布哈林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重大意义，高度赞同布哈林从对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分析入手理解帝国主义时代诸问题这一做法。列宁指出，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经济科学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最重要。“自然，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列宁就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中深刻指出：“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之后，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中科学地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殖民地、为了划分金融资本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根本不是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所粉饰的“保卫祖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战。
由此可见，列宁和布哈林都敏锐地意识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们一致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演进乃至爆发的历史必然，主张通过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根源，由此共同反对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理论和方法。
（二）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分析相同
在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由来的剖析上，列宁和布哈林都辩证地认识到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产物。
这一论断的理论意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出现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断裂，而是其历史的延续，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是近代世界发展的历史主线和基本趋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诚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内生而非外接、是其基本矛盾演化而非偶然因素介入的历史性产物，帝国主义并不外在于资本主义，其本身就是深化了的资本主义，可称之为资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列宁看到，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在交换和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也就是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产生的。那时“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在布哈林看来，资本的国际化和资本家利益民族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和集中表现，“帝国主义政策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纠缠成一个纽结”。
列宁和布哈林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审视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具体体现。
（三）对帝国主义核心特征的把握上相同
在对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把握上，列宁和布哈林都关注到垄断和金融资本及其社会作用。
对他们而言，帝国主义不仅具有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也有其历史特殊性。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愈来愈集中，以致产生垄断，并取代自由竞争占据决定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作用日益突出，金融资本越来越强大，与工业资本融合生长为资本驱动的核心引擎，国家间的资本利益关系日益紧张并由此引发程度不等的诸种冲突。列宁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脱离直接生产，十分机动灵活，且高度集中，金融垄断集团掌握着世界的命运。布哈林同样从垄断组织的广深发展中抽离出金融资本这一特殊范畴。他认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源于银行资本的国际化和银行作用的变化，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同产业资本的混合生长，帝国主义“支撑金融资本的结构；它使全世界服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代替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要言之，列宁和布哈林都高度重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社会作用，并将其视为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社会引力。
（四）对帝国主义的总体分析相同
在对帝国主义的总体分析上，列宁和布哈林都赞同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世界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不仅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已经遍布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地区、国家或民族的资本剥削体系也已成型，帝国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笼罩世界各地的体系。
布哈林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即世界性的生产体系已经发展并形成新的体系化特征，一方面是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组织强固的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外围的农业或半农业的不发达国家，这两方面构成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因为帝国主义不仅是同现代资本主义极紧密结合的一个体系，而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素”。列宁高度肯定了布哈林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和资本主义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个思路的科学意义。他同样论证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时代已经铸就并且在事实上表明了“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由此可见，列宁和布哈林都把帝国主义看做一个世界体系。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全球范围的资本剥削结构的生成，这一体系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最终将引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
（五）对帝国主义发展趋势判断相同
在对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研判上，列宁和布哈林都强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都反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但也都辩证地看到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列宁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转到其对立面。与此同时，列宁也看到：“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得到布哈林的赞同，布哈林肯定地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揭露出日益增长的内部腐朽的症状，虽然寄生倾向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内，强大生产力毕竟在发展，技术在成长。”
列宁和布哈林都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他们一致认为超帝国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或者在实现以前，帝国主义就会崩溃，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就会到来。布哈林指出，考茨基宣扬的是机会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因为金融资本时代的阶级矛盾日益激烈，阶级对抗达到空前的高度，而国家一旦成为直接的企业家与生产组织者，所谓“超阶级国家”的神话就从人们的意识中消灭了，“这样就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再生”。同样，列宁批判考茨基割裂了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为考茨基的理论实际上是脱离现实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同时，列宁也意识到世界托拉斯形成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反差，他更加侧重以现实为出发点，“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他强调，最有可能引起革命并形成世界历史发展突破口的定然是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爆发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由此也点燃了世界革命的希望之火。
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共同点表明了两位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应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共同的时代问题，彰显了二人共同的时代使命，也表明了二人受到共同的思想资源的影响，比如他们都深受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金融资本理论的影响，并都采纳了其对金融资本的相关分析，尽管各自借鉴程度有所不同。
二、列宁和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差异
如前所析，列宁和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有共同聚焦之处，并得出一些相同的结论，但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帝国主义研究的不同分析进路和思想侧重点上。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多元发展形态。
（一）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不同
在对帝国主义定义的把握上，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布哈林则更多是将帝国主义看做金融资本的政策。
列宁和布哈林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但二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有很大不同。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历史阶段论的视角。布哈林则不同，他更加强调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采取的一种侵略政策，从政策论的角度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无论是在1915年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还是在1920年的《共产主义ABC》中，布哈林都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金融资本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而实行的侵略政策就叫做帝国主义”。这一点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有实质性的差异，尽管列宁早期也曾使用帝国主义政策说，但他更强调阶段论。
此外，在对帝国主义形成时间的研判上，列宁更加科学严谨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卡特尔化的发展历程和帝国主义最终在20世纪初确立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而布哈林并未对帝国主义确立的历史时段加以精确界定，他说：“正像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仅限于近几十年一样，作为金融资本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之所以模糊界定，主要是因为布哈林从政策论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这一观点本身存在局限性。
（二）对帝国主义竞争和垄断的认识不同
在对帝国主义垄断和竞争关系的认识上，列宁辩证地看到帝国主义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而布哈林则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竞争消除、外部竞争尖锐化。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但它消除不了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列宁的这个论点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世界市场，而且体现在其国内市场上。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酝酿着崩溃，即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将竞争和垄断结合起来，而不是分裂地看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进而在这种结合中揭示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缘起。
布哈林却理想化、片面地看待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他认为，“从竞争的观点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这种分析思路是非辩证的，也是不合符合现实的。帝国主义并没有消除竞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外部，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竞争，甚至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化、组织化，垄断是与竞争并存且相互交织的。布哈林这种内部竞争消失论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他坚持了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错误前提，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特殊性。
（三）对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认识不同
在对帝国主义时代国家问题的认识上，列宁辩证地关注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渡的各种国家依附形式，但布哈林更比较侧重于考察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极。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垄断集团利益不断推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压迫弱小民族、镇压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帝国主义政治。列宁敏锐注意到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种种过渡型国家形式。这些形式既有宗主国和殖民地两大类典型，还有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罗网缠绕着的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其中一类是半殖民地国家，如波斯、中国和土耳其，一类如阿根廷在金融上不独立、依附于英国的商业殖民地，还有一类如葡萄牙这种政治上独立、金融和外交上不独立的类型。列宁认为，国家形式的变化是为了更好地为金融资本、垄断利益服务，只要能够满足或者为了这个目的，任何过渡的国家形式都可能被发明、制造出来以供金融资本统治和虏虐。“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
布哈林并未像列宁那样全面详尽地考察帝国主义时代复杂的国家形式，而是比较单一地考察了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极的综合形式，即更侧重于关注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发展。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时代国家政权全面加强对生产、交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涉，其逻辑是国家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职能极端复杂化和猛烈地侵入社会的经济生活。它表现出一种要掌握全部生产领域和全部商品领域的倾向”。这样，国家的角色、作用、机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形，直接服从于垄断资产阶级直接进行赤裸裸的整体性剥削。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器形成了，这便是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直到后来随着世界革命的深入发展，布哈林担任共产国际要职，才深刻认识到有无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殖民地国家，其革命路径存在差异。
（四）对帝国主义、民族、殖民地关系的认识不同
在帝国主义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关系认识上，列宁综合考量帝国主义一般问题和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的特殊性，布哈林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渐深化对此的认识。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形式的不同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人在对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的认识方面存在的差异。
对列宁而言，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民族之间必然发生各种斗争，而且斗争将日益扩大和尖锐化，“帝国主义就是一小撮‘大国’‘奴役’各民族，‘奴役’全世界所有民族”。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进而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此外，列宁还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交织形态，如社会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往往打着“保卫祖国”口号，戴着民族主义的假面罩掩盖其剥削和奴役世界其他落后民族、国家的真面目。正是立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列宁坚决主张：“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
而布哈林主要倾向于关注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的重大作用，关注帝国主义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前期他忽略了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后来随着共产国际实践的发展，布哈林逐渐认识到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性，高度肯定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中这些内容的独特意义，指出：“直接属于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还有另一个在任何理论书籍中都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这就是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之后，他延续了列宁的相关思考，高度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列宁和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差异，表明了帝国主义历史发展的现实复杂性，也表明了二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把握的程度差别，同时还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发展所呈现出的多元形态和二人不同的分析进路。
三、列宁和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思想关系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列宁、布哈林、卢森堡等理论家均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列宁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推进到了科学系统的高度。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关系主要体现为下述四种。
（一）文本先后关系
部分西方学者通过简单比较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两本书的撰写时间先后，就得出布哈林比列宁更早地研究和分析帝国主义问题这个结论是不严谨的。如西德尼·海特曼（Sidney Heitman）曾指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比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早发表一年，“布哈林在这篇文章中表现的主要思想一年之后在列宁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反映了出来，列宁的这部著作多半应归功于布哈林的研究和论断”。
实际上，海特曼的这个结论有失偏颇。通过考察文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列宁对帝国主义现象的关注要比布哈林早很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零星表述可以追溯至1895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900年的《中国的战争》、1901年的《危机的教训》、1908年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和1912年的《俄国的生产集中》等文本，列宁在1904年8月还曾着手翻译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译稿目前尚未找到），并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多次引用霍布森的有关论点论据。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进行的，他较早进行这一主题研究的证据是1915年9月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关于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文章。
另一方面，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理论分析要比布哈林早。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集中论述体现在1914年的《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1915年的《五一节和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和《论欧洲联邦口号》等文章中。比如，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中就已深刻地指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充分反映出列宁早在布哈林写就《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之前就已经分析帝国主义现象了。
布哈林主要是在1915年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6年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1920年的《过渡时期经济学》、1925年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等文章或著作中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
（二）思想借鉴关系
部分西方学者片面强调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主要是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如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曾指出，列宁《帝国主义论》并不是一部高度独创性的著作，他具体参考了霍布森、希法亭的理论，但更直接的资料来源却是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该书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出版的前几个月写成。
麦克莱伦这一结论流于片面。客观地讲，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思想借鉴资源十分丰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其中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影响源。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运用的材料相当丰富，参考了德文、法文、英文和俄文的148本书籍和232篇文章，涉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计资料、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在这本书中，列宁直接引用霍布森、希法亭等人的论述比引用布哈林的更多。列宁的确吸收了布哈林的一些有益思想，但他对列宁的影响并非是最重要的。比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中谈到布哈林：“这样，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当的说法，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
与此同时，布哈林也积极借鉴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1917年，他在补充《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时引用了列宁编制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领土”分配情况表。后来，他还借鉴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定义，这表明布哈林帝国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直接推动了列宁、布哈林等人去探究帝国主义问题，这是时代和历史的要求，他们之间思想互为借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三）方法批判关系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仅关乎基本观点，而且也关乎方法运用。部分西方学者并没有深刻意识到列宁和布哈林对唯物辩证法的不同掌握程度及对其理论构造的影响。
列宁曾系统研究并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也正是因为坚持了科学的方法论，列宁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推向科学、系统的阶段。而布哈林帝国主义论就其理论本身而言还存在着不成熟、非辩证的地方。比如，前文分析的他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竞争关系消除的思想，与其暂时未能全面掌握唯物辩证法有关。列宁曾评价道：“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布哈林后来吸取列宁的批评意见，集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写就《辩证法概论》一书。在书中，布哈林高度评价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天才分析：“这些科学性的杰作从它们的辩证深度和结构运动的尖锐性来说是最完美的，它们把错综复杂的形势导向未来。”
可见，在布哈林的有关理论发展过程中包含了方法反思域，这一点与列宁对他的建设性批评不无关系。
（四）理论超越关系
部分西方学者未能完整说明列宁和同时代理论家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关系问题，甚至主观片面地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创性。如斯蒂芬·科恩（Stephan Cohen）有选择性地强调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具有里程碑意义，认为该书是布尔什维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第一次系统性阐述，相关内容或思想得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大量采用。
科恩的这一观点是欠严谨的。实际上，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辩证考察，列宁积极借鉴布哈林、卢森堡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有益分析，进一步深化拓展了相关思考。郑异凡指出：“列宁在帝国主义和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吸收了布哈林的某些研究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把研究深化，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较之于布哈林，列宁更多是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他力图在理论和实践的复杂关系中开辟一条改造现实世界的政治道路，而布哈林更多是停留在对帝国主义问题及其发展的理论抽象思考上。列宁比布哈林大了18岁，布哈林对列宁是无比尊敬的，即使二人之间有过不少争论，列宁对布哈林还是满怀期许的。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后，继续对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等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
四、重申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独特贡献与多维旨趣
上述分析表明，列宁和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也有不同之处，可以互为促进。无论是从文本事实出发，还是基于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考察，抑或基于理论的完整性，列宁都比布哈林更早、更为全面深刻、更加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诸问题，极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进入成熟阶段，并确立了经典解释范式。列宁毫无疑义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创始人。部分西方学者通过片面扩大或者选择性捕捉布哈林帝国主义论，压低甚至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在国际共运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多维旨趣值得重申。
第一，在理论发展上，列宁秉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着重考察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各种表现，深刻揭示了垄断这个带有本体论意义的资本主义内在规定性，深入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历史由来、现实作用和发展趋向，提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在历史贡献上，列宁帝国主义论指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主张适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发生、发展。经由十月革命的示范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这一点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冲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成功革命实践所证明。
第三，在现实认识上，列宁帝国主义论深刻地阐明了垄断这一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经济基础和金融资本这一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资本形态，这些基本论断为审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当今时代离列宁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帝国主义时代的危机进一步深化，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垄断组织、世界经济金融化程度、金融资本统治的程度较之于列宁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时代依然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第四，在实践路径上，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基本矛盾，而且也指出这一理论的实践要义，即批判、反对并超越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当代帝国主义必定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段，世界交往必定会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进一步拓展拓深。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演变业已表明帝国主义内在矛盾冲突已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在不断增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实践要义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超越帝国主义提供了路径参照和精神引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