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洁:百年再启程:南非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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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成立以来,南非共产党已走过百年风云历程。作为非洲大陆的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是当前非洲影响力最大、最活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南非共产党百年来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列,虽然历经沧桑,但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进行了富有南非特色、成绩斐然的社会主义探索。在新时期,面对来自党内外多重挑战,南非共产党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世界形势与南非现实再次启程,对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新探索,以推动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南非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百年进程

  100年来,南非共产党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奋斗历程。它从未放弃争取南非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目标,展现了百年大党的刚毅与韧性。

(一)南非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

  南非共产党创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时南非国内阶级矛盾凸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刚成立的南非共产党主要代表“贫穷白人”无产阶级的利益,支持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与反对种族主义的口号仍保持距离。1924年10月召开的南非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重要转折点,提出党要实现“非洲化”“大众化”转向,开始有计划地吸收黑人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入党,号召非洲本地人和白人工人一道坚决反对种族主义。这一决议推动了党员成分变化与党员规模扩大,从而引发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转移,从之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以反对种族主义为主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南非共产党和工会在黑人中发起了焚烧通行证的运动,掀起反对种族歧视立法的高潮。除了在国内领导工人运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以外,南非共产党还积极参与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其威信在国内外迅速得到提高。

  20世纪40年代,南非共产党领导黑人开展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反抗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其中,以1946年非洲矿业工会工人大罢工最为著名。在这次罢工中,共有1248名矿工受伤、9人遇难,显示了南非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不惧牺牲的战斗精神。南非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引起白人当局的恐慌。白人当局于1950年出台《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将南非共产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对其成员以及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迫害。随着局势日益严峻,南非共产党决定在该法案正式实施之前自动解散,但仍继续坚持斗争。1953年,南非共产党重新秘密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同时采取公开和地下两种方式开展斗争,扩大与民族主义团体的合作。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等合法组织为掩护,南非共产党坚持开展斗争,以追求实现政治解放的目标。南非共产党还参与起草了人民大会联盟运动的斗争纲领——《自由宪章》,其被认为是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20世纪60年代是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分水岭。1960年3月,为反对具有种族歧视的《通行证法》,南非黑人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但遭到了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随后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标志着国家残酷和密集镇压阶段的开始,而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组织成为第一批受害者。他们开始意识到和平方法是徒劳的,必须重新考虑新的斗争策略。于是,南非共产党公开宣布党的存在,并在1961年正式确定开展武装斗争。在此方针指导下,南非共产党联合非国大共同组织军事组织“民族之矛”,该组织的成立有助于南非共产党在民众中塑造一种战斗与顽强不屈的政党形象,使党与激进的工人和青年密切联系起来。面对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开展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白人当局加紧破坏这些斗争并逮捕领导层。1963年,南非共产党多名中央领导被捕,党组织陷于瘫痪,党的总部被迫迁往英国伦敦,由此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斗争历程。虽然身在海外,南非共产党从未放弃斗争,一方面召开多次会议,为南非人民的反种族斗争提供理论、纲领和策略上的指导;另一方面,这期间相继重建国内的组织机构,并积极领导学生、工人开展反种族隔离的斗争。

  1990年,随着南非当局解除对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多个民族解放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南非共产党恢复合法政党的身份,其将领导机构迁回国内,重新开始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94年南非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多种族大选,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结成的“三方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南非共产党首次成为参与国家管理的政党,由此进入了争取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遭受严重挫折,但南非共产党依然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其内外危机的唯一出路,党的最终目标仍是实现共产主义。正如1991年《南非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的:“我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并将竭尽全力地朝着这一伟大目标迈进,这是历史、世界现实以及人类理想信念共同驱动我们所作出的承诺。

(二)南非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

  回顾南非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为争取南非民族解放、国家主权和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南非共产党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与战斗性,经受住了多重困难和挑战,彰显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及追求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南非共产党百年来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其取得的历史经验对非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具有启发意义。

  在百年发展进程中,南非共产党始终注重结合本国本地区实际进行理论探索。比如,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曾指出,南非共产党因作为执政联盟的“思想领袖”而享有盛誉,多年来南非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提出“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等理论都是明证。“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这一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南非共产党在其报告中指出“南非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人民既没有独立,也没有自由,尽管英国在1910年承认南非独立,但这并不是反帝反殖力量的胜利,因为权力并没有转移到南非广大黑人手中,而是转移到少数白人手中,就广大黑人来说,殖民主义的罪恶得以延续和加强。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发展起来,在这种殖民主义中,殖民者(白人少数统治者)和被殖民者(广大的黑人)共存于南非领土之上。‘非白人的南非’正是‘白人南非’的殖民地。1969年,非国大在莫罗戈罗大会通过的《非国大战略和策略》中,进一步阐述了“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南非共产党人联合非国大等进步力量,为消除内部殖民主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奋斗,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终胜利。

  在左翼联盟中既开展合作又坚持斗争,这也是百年来南非共产党能突破困境、保持强健生命力的法宝之一。“三方联盟”是最能体现南非共产党与其他党派良好关系的战略设计。在漫长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奠定了“联合执政”的良好基础,并且经过长期磨合,双方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协商与竞争并存的互动关系。南非共产党在“三方联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注重保持自身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又注重在理论指导、干部支持、政策制定等多方面对非国大治国理政产生重大影响。在理论上,南非共产党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优势,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南非不同时期的现实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南非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成为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指引。在组织上,南非共产党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非国大,许多党员在非国大政府部门担任负责人,为非国大输送了大量干部。南非共产党党员以忠诚、守纪和敬业著称,他们认真勤奋地工作为非国大干部树立了榜样,非国大政府中很多的政治明星都是或者曾是南非共产党党员。与此同时,南非共产党党员还积极参与非国大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中有的担任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全国工作委员会等国家决策机构的成员,有的在各级政府和议会中担任职务,南非共产党要求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党员努力贯彻党的立场和方针,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近年来,南非共产党敢于对非国大在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高层腐败等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以此来约束和影响非国大政府的施政行为。

基于劳工运动的共同理念,南非共产党与“三方联盟”的另外一方南非工会大会也结成了一种紧密的关系。针对非国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构性社会危机,包括高失业率、贫困、不平等,两者从左派立场出发结成了“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轴心”联盟,以维护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利益,与非国大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开展公开而坦诚的斗争。

  此外,南非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决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努力发展与各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从而扩大了自身发展的外部空间,为其在南非复杂的反种族歧视和社会主义探索中赢得一席之地。南非共产党尤为注重与同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使命和愿景的相似性使两党的交往日益频繁,建立起了紧密友好的党际关系。南非共产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及其领导下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布莱德·恩齐曼德(Blade Nzimande)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表示赞赏,认为南非各方应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结合南非实际,促进国家更好发展。南非共产党第一副总书记索利·马佩拉(Solly Mapaila)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家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变化。在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正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南共希望进一步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加强两国在经济、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二、南非共产党社会主义新探索的挑战

  100年来,南非共产党将自己设定为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1994年成为“三方联盟”一方,南非共产党就进入了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探索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当前,面对南非国内外情况的快速变化,南非共产党面临着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未曾遭遇的多重挑战,如何将这些新挑战纳入现实考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成为需要应对的重要议题。

(一)“三方联盟”的功能失调

  近年来,以非国大为首的“三方联盟”,无论在治国理政抑或是政治选举中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三方联盟”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时期,三方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上有着高度共识。但随着1994年以来南非社会阶层与内部组织的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诸多危机,这种制度安排越来越难以控制,甚至有人认为“三方联盟”实际上已经终结。“三方联盟”之所以功能失调,一方面在于其三大组成力量并没有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作为一个战略联盟,三者仍保持着各自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民族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理解与实现目标的战略路径差异日益扩大。另一方面,联盟的分化来自联盟伙伴的竞争加剧。三者在执政联盟中的力量很不平衡,1994年以来非国大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南非共产党与南非工会大会逐步被边缘化,左翼力量在非国大和政府中的作用都很有限。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南非经济遭受重创,社会矛盾频发,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非国大长期以来的主导性政党政治格局逐渐被弱化。在这种情况下,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日趋紧张,南非共产党内要求独立参与竞选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加强与南非工会大会合作,以左翼轴心和左翼联盟来与非国大竞争的行动也逐渐白热化。

(二)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

  南非共产党自诩为南非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将工人阶级动员、组织起来以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从而赢得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南非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取决于工人阶级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与政治诉求,而近年来其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影响了南非共产党推动建立“一个南非、一个工会联邦”目标的实现。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为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2014年,南非工会大会开除了其历史上最具有战斗性、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工会——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该工会在2014年的大选中不支持非国大,认为其已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个最大的附属工会退出后,南非工会大会的会员人数从190万减少到160万。后来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又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会即南非工会联合会,更多的左翼工会从南非工会大会分裂出去,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南非工会大会由此逐步在政治斗争中丧失了合法性。2015年3月,南非工会大会的总书记兹维林兹马·瓦维(Zwelinzima Vavi)也被解雇,这两起密切相关的事件成为后种族隔离时代劳工政治的分水岭。工人阶级认为南非工会大会的领导层越来越远离劳工和失业工人,对工会日益失望。

  除了南非工会大会的分裂以外,南非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碎片化的趋势,这势必会对南非共产党组织、动员和团结工人阶级带来影响。一方面,工人阶级内部因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收入差异以及科技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要求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多灵活性,外包和劳务中介增多,这导致传统制造业、采矿业、公共服务部门等行业的正规就业人员下降,而临时工、合同工、非正式工人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大量涌现。从2000年到2017年,南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比从73%下降到61%,而同期非正规就业人员数量增长了371%。当前,大约1/3的劳动力都是非正规就业人员。这些工人群体通常受教育程度不高、较为脆弱、缺乏组织性且力量分散,他们享有的权利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他们在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方面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从而对南非共产党组织和动员工人阶级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南非工人阶级还呈现碎片化的态势,工人的入会率越来越低。例如,1995年南非工人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曾达到409%,现在已经下降到20%多点,这意味着超过70%的工人选择不加入任何工会组织。这一现象的出现跟过去20多年来南非愈演愈烈的经济与就业危机紧密相关。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南非2021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为32.6%,创历史新高,而前三个月的失业人数达到724.2万人。这些被边缘化的失业群体也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非经济陷入低投资、低生产率、低工资、低就业的困境之时,南非共产党要实现扩大党员队伍、发动劳工运动、建立统一的政治基础、确保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比南非工业化早期要困难得多。

(三)作为联盟伙伴的非国大党内矛盾加剧

  南非共产党一直认为支持非国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南非迈向社会主义的最直接路径,而近年来非国大内部出现派系之争、腐败丛生等一系列问题,弱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无疑对南非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构成了挑战。21世纪以来,非国大就因为内部派系之争至少造成了两次大的分裂。一次是在2008年时任非国大前副主席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与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的总统之争中,祖马胜出,而姆贝基的支持者则宣布脱离非国大成立了新的人民大会党,声称要与非国大争夺执政地位。另一次是在2013年,前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朱利叶斯·马勒马(Julius Malema)被非国大开除后,组建了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该党拥护左派立场并吹捧经济解放,提出了南非的矿山和银行国有化以及征用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等许多有争议的主张,还呼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增加优质教育机会和改善健康与福利,谴责腐败和歧视,从而赢得了众多年轻人、穷人、失业者的支持。经济自由斗士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表现非常出色,获得近11%的全国选票,现已成为南非的第三大政党。这两次分裂反映了非国大的党内矛盾十分严重,党内民主、党内法制、党内文化等多方面亟待加强,党内的派系之争也蔓延到政府之中,影响政策实施和部门间合作的实现,分裂的行政部门无法形成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从而造成治理瘫痪隐患。党内派系斗争所导致的政治分裂以及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层深陷贪腐丑闻,致使非国大形象及其执政地位面临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在2019年的南非大选中,非国大赢得了57.1%的选票,创执政25年全国大选的新低,因其未能解决曾承诺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土改问题以及腐败问题,失去了众多黑人中产阶级与年轻群体的支持。

(四)南非共产党内部的挑战

  除了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以外,南非共产党也面临着内部的挑战。一是独立性受质疑。“三方联盟”的机制允许南非共产党员可以同时加入非国大,担任国家部门的重要职位,但这种依托于非国大的战略联盟参与国家治理的形式,容易导致共产党员独立性受质疑。比如,当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在国家发展道路、政策制定、提名候选人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时,共产党员很可能会服从非国大的路线,脱离党的指挥路线。这是由南非共产党的参政模式使然,尽管非国大的决议与南非共产党的决议相差甚远,但联盟章程要求南非共产党员需执行非国大决议。另外,南非共产党在资金和财政的补助上也依赖于非国大,这对一个党的独立自主发展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共产党的独立性遭受挑战,甚至被一些左派人士指责,称其奉行“尾巴主义”。因此,南非共产党员该以何种方式参政?是独立参与竞选以争取国家权力,还是继续依托“三方联盟”机制来参与国家治理,这都成为当前南非共产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二是阶级属性有模糊迹象。现任南非财政部副部长的戴维·马桑多(David Masondo)曾指出,目前存在一种错误观点,其认为南非共产党之所以参与议会和政府,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社会组织,它的运行和表现取决于谁执掌政权,从而将南非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归咎于管理国家的政党和官僚。从这一逻辑前提出发,南非共产党只要“掌握”国家权力机构的某些关键部门,并使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有效运转,就会发挥共产党人的积极作用。因此,南非共产党似乎选择了一条不断远离群众性动员而试图从内部去影响非国大的道路。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结构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南非共产党往往从非国大的角度考虑问题,削弱了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忽视了党的领导干部应在政府内必须面对的阶级斗争。离非国大太近,而离工人较远这一倾向导致了南非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模糊,党领导和动员工人阶级斗争的能力变弱,在某些省份南非共产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因而,南非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挑战是如何在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之际,继续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定位,清楚认知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固有矛盾并能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同时加强党的能力建设以动员和团结工人阶级及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力量,实现国家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三、南非共产党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实践

  面对来自南非国内外的多重挑战,南非共产党对当前世界局势及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判断,并基于百年来砥砺前行的宝贵经验,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进一步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

(一)批判资本主义,采取务实措施应对现实危机

  南非共产党通过对当今世界局势及工人阶级的力量分析,对资本主义及其危机形成深刻的判断。2012年南非共产党在政治纲领性文件《南非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中就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正在接近物质的、生物的、人类的和经济的绝对极限,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引发了经济、环境、社会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危机,要建立可持续的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彻底过渡。而在2020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南非共产党再次重申了其过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判断的正确性,指出当前国内和全球都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四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健康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再生产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并强调除非从生产与再生产这一根源来解决目前的危机,否则就不可能克服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针对当前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南非共产党高度关注,指出这一全球性流行病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导致数百万工人阶级的生计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进一步加深了南非高度不平等、失业、贫困等资本主义的危机。恩齐曼德称,种族隔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结束,相反,帝国主义变得更加傲慢。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帝国主义支持的制药公司正在通过垄断疫苗和治疗市场来争夺巨额利润。在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的联合声明中,也指责西方一些国家利用主导地位追求疫苗帝国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囤积疫苗,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和负担不起疫苗,因此呼吁全球取消新冠疫苗专利保护,以允许南方国家发展生产能力来生产用以救命的疫苗。南非共产党还谴责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企图,表示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工作,应以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这有利于推进全球抗疫合作。

  面对资本主义引发的多重危机,南非共产党提出要重振“把人置于利润之前”的口号,通过联合工人阶级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应对这些危机。针对20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腐败等挫伤人民对民族民主革命信心的情况,南非共产党认为自己有责任重燃人民对民族民主革命的信念。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健康危机之时,南非共产党提出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共健康教育;要关注疫情对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减少负面影响;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利润之前,而不是冒进追求经济的增长;必须参与疫苗的采购和免疫接种计划,以确保最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并确保工人积极在获得疫苗方面不会被富人边缘化,等等。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南非共产党提出坚决站在反对紧缩、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与腐败、反对寄生网络的立场上,呼吁非国大政府重启“国有化”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化”进程,打破资本家在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垄断地位,提升工人的影响力与参与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向广大穷人和工人阶级倾斜。自2007年党的十二大以来,南非共产党还实施了五项“政策优先”的措施,包括工作、教育和健康的发展、打击犯罪和反腐败、土地改革,以解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危机,构建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权。在应对环境危机方面,南非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出要推动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并联合相关左翼组织发起全国性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运动,倡导清洁能源革命与环境正义,为南非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二)谨慎对待独立参选,推动联盟重组

  面对“三方联盟”的功能失调,南非共产党能够理性看待当前非国大出现的问题、自身独立性及其在联盟中的地位、是否独立参选等问题,坚持维护“三方联盟”战略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联盟的重组。其一,努力保持党的独立性。南非共产党注重提升自身在联盟中的独立地位,维护自身的话语权,真正成为参与执政、拥有决策权的政党。与此同时,南非共产党也注意采取妥协措施,避免与非国大关系紧张甚至导致联盟关系的破裂。鉴于此,南非共产党经常在联盟内开展“自我批评与建设性的批评”,并要求议会中的南非共产党员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坚决充当好参政党和建设性反对党的双重角色,但在全国大选时则须全党全力支持非国大。其二,谨慎对待是否独立参加选举。近年来,南非共产党内部要求作为独立政党参加选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南非共产党始终认为“三方联盟”是一种战略联盟并将长期存在,而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是非国大。恩齐曼德曾指出,如果非国大消失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非国大的类似组织,因为我们是一个阶级政党,我们永远不能取代非国大。南非共产党不是、也不会成为狭隘的选举型政党,南非共产党的目标不是党派政治,而是在立法机构中增加共产党或者左翼的力量,以建立工人阶级在全国的领导权。其三,推动联盟重组。虽然南非共产党仍坚持维护非国大在“三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但南非共产党内部已逐步达成共识,认为自1994年以来联盟的运行模式已经耗尽,联盟再也不能共同参加选举,但将所有关键决策的权力都交给非国大,这种运作形式必须终止。因而,在当前形势下,南非共产党认识到自身要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需要带领社会主义新阵线、左翼阵线、左翼组织和所有的进步组织等重组联盟,为民族民主革命注入更多的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南非共产党认为,重组联盟不应该是狭隘的争权斗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谁要控制谁,重组是为了统一组织、动员各方以更好发挥领导效能应对资本主义的危机。

(三)依托现有机制,努力发挥对政府工作的影响

  南非共产党依托“三方联盟”机制,参与非国大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工作,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政府决策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这也是南非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南非共产党人在非国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已近30年,比如在拉马福萨的第一届内阁中,共产党员被任命为许多部长级职务,包括贸易和工业部、高等教育和培训部等。南非共产党在政府中部署高级领导人,参与政府工作,对政府决策发挥了真正的影响,比如推进公共就业计划与再工业化、制定更优的外贸政策、加强对产业的市场监管和保护、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教育与增加对学生的经济援助、限制政府腐败、加强公共服务的供给等方面,南非共产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上述领域之外,南非共产党还认为南非需要制定更加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将南非置于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这一观念也体现了南非共产党超越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生态智慧。尽管南非共产党努力通过参与政府关键部门工作进而发挥影响,推动决策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倾斜,但因其与非国大受不同意识形态、核心利益的影响,努力的效果往往受到诸多限制,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治腐败、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等问题。

(四)明确政党性质,加强党的建设

  面对来自党内的挑战,南非共产党注重自我反思,思考新时期如何继续保持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性质,并通过各项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以提升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南非共产党意识到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必须根植于工作场所和社区才能发挥效力,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员的密切联系。南非共产党在建设“群众性的先锋队政党”思想指导下,努力扩大党的队伍,当前党员已超过311万人,并呈继续增长态势,朝着建立庞大而先进的政党迈进。南非共产党提出的《2021年行动纲领》(也是其百年行动纲领)指出,2021年必须把重点放在党的组织建设上,2021年实施的各项工作中,都必须把党的历史、当前党组织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重大政治任务联系起来。为实现这一目标,南非共产党首先提出要增强党在所有工作场所的影响力,包括非正规就业场所、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领域等,提升党在这些工作场所的组织能力和工作水平。次之,针对高度关注的腐败问题,南非共产党实施党内问责制,要求党员坚守最高的道德和伦理标准,并要求在政府公共部门任职的党员签署拒绝贪污、追求善治的承诺书。其次,继续发起“红十月运动”。“红十月运动”是受“十月革命”启发而创立的。从1999年起,南非共产党每年10月都要发起该运动,每年运动都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如金融改革、土地改革、农业、就业等,通过全国性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全社会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推动政府解决这些问题。南非共产党强调“红十月运动”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具体运动和干预,另一条腿是要在群众中深化党关于粮食安全、住房问题、健康、清洁饮水等方面的政策观点。再次,加强对青年、妇女等特殊群体的工作,深化与南非工会大会青年工人论坛、工会青年工人组织以及非国大妇女联盟等组织的关系。具体来讲,包括要在高校建立由学者、行政人员、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党支部,加强对学生组织的思想工作以便这些组织能得到更好的指导;要将妇女运动当作2021年需要优先关注的议题,重点关注对女性工人阶级而言最为紧迫的问题,开展反对性别暴力的斗争,提升女性在工作场所和社区等场所预防与应对暴力的能力。最后,南非共产党还关注党在财政方面的可持续性。通过发起众筹、捐赠等各类基金,以期为党的各项工作提供资金保障,确保党的独立性不受侵蚀。

  经历百年风雨历程的南非共产党,清楚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未来的关键在于党的能力,并且对当前党的能力的局限性以及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鉴于此,南非共产党提出了“学习过去、积极参与现在、建设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从今日开始”的百年诞辰主题,坚信民族民主革命是符合南非实际并走向社会主义的最直接道路,而这一主题的实现依赖于扎根工作场所和社区,依赖于以党员干部为基础的党的工作,依赖于各级各类型的工人阶级组织能力的增强。社会主义在南非已经存在100多年,现在依然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非共产党始终能从自身国情出发,来阐释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在南非的建设之路。南非共产党是南非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各阶层最先进的力量,它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更是一个非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最重要的是它是南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正是理解南非共产党百年革命与建设历史的重要坐标。但南非共产党人面前的道路并不是宽阔而平坦的,其社会主义探索之路也面临着来自党内外的多重挑战,包括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非国大的党内派系之争及腐败对三方联盟执政能力的弱化、南非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等等。这都需要南非共产党与时俱进,在新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强化和巩固左翼力量在三方联盟中的执政地位和影响,团结更为广泛的南非普通民众和工人阶级,加强党的能力建设,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真正建成一个群众性的先锋党,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目标迈进。

  【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项目“理论与实践:非洲社会主义新探索”(2018mgchq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