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柠聪: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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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共产主义史学在不断地反思和沉淀过程中,形成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新话语等方面取得重要进步。这实际上意味着英美共产主义史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与传统史学歪曲共产主义相反,英国共产主义新史学改变了错误观点,肯定了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积极作用,重新叙述了英国共产党与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为推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复兴作出贡献。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影响更为重要,它不仅完成了前者的主要工作,拓展了新史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对传统史学起到突出的矫正作用。这也使得它在21世纪美国经济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的背景下,逐渐掌握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成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主流。有研究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为麦卡锡主义辩护的旧史学学者与新史学学者的数量和质量相比相形见绌。无论是宏观性的研究,还是微观性的探讨,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成果都层出不穷,这对新时期学界认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启示意义。然而正如俄罗斯沃罗涅日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西姆·基尔恰诺夫指出的那样,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研究活动几乎无人注意。因此,在此背景下,深入探析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对进一步认识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进展不无裨益。

一、理解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

  如何确切地定义和界定新旧史学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问题,因为其旨义所在不尽相同,并且内涵和外延具有颇多差异。另外,部分国家的共产主义史学不一定有新旧之分,因为其研究方法和政治立场是一贯的。然而,美国共产主义新旧史学的政治立场和话语体系是对立的,因此新旧之间的关系并非复兴或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是替代和纠正的破旧立新关系。要充分理解新史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第一,所处的史学发展阶段新。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一是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诞生期,内容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党派史研究,写作主要是为了即时的政治目的;二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共产主义传统史学的形成期,主要由参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深人士撰写,描述的是美国共产主义从诞生到衰落的过程,但部分著作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强烈影响,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三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新左派的历史研究发展期,大部分作者没有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历,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文化动荡及其后果中获得启发;四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兴起时期。这一时期,人们要求历史学随着社会进步,审视资本主义弊端,与此同时,改变传统观念,去除旧史学对共产主义的简单化和教条式否定,推动历史学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新史学的史学立场和态度更加公正。从史学立场或史学态度来看,新旧史学因分别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麦卡锡主义而形成相互对抗的局面。传统史学借助麦卡锡主义恶意诋毁共产主义历史,为美国右翼精心辩护;赋予共产主义负面形象,剥离其与社会进步的联系;否定美国共产主义的合法性,认为共产主义是非理性的。赞同旧史学的观点,意味着背叛历史学家的基本道德观念,错误地表达对过去历史的认识。新史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立场,其对美国共产主义的认识与旧史学有较大不同。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讲述客观事实,而且历史研究的进步本身包括对已有结论进行质疑。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的结论,将美国共产主义置于美国激进传统中加以考察,认为它对美国历史而言更多的是进步力量,而非旧史学话语中的“颠覆或消极力量”。另外,为了消除传统史学中的虚无主义,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立场进行修正;反对从反共的立场和态度研究历史,强调根据历史本身公正地展开研究;认为合格的历史学必须是科学的历史学,如果牺牲历史研究的公正性,将损害文明的良知。随着美国社会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反思旧史学,提升左翼政治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根据唯物史观,新史学学者也认为再多的挫折都没有削弱共产主义对美国人民的吸引力;虽然今天共产主义版图只是少数,但是美国共产主义仍将不断发展。不能因为目前美国共产主义力量弱小,就判断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正如《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再思考》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贯穿美国人民的生活,尽管它在历史发展洪流中只占少数,但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对国家历史起着塑造作用。

  第三,新史学史料的使用方法更加严谨。美国共产主义新旧史学在材料运用方面有较大区别。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如何选择和支配历史材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史料有真伪之别。旧史学基于反共的政治目的,伪造历史,仅凭主观之意将共产主义写进阴谋论,使史学研究狭隘化。然而,历史研究是一门极其严谨的学问,为了得到更为平实的观点,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辨析。新史学认为,为了避免使历史失真,对美国共产主义的证据和档案研究应当胜于旧史学的主观推理,更加强调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一手资料的真实性。新史学在这一方面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以至于传统史学代表人物哈维·克莱尔不得不承认,新史学阐释了许多他们没有研究过的历史,其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文献基础之上的。另外一名传统史学代表人物约翰·海恩斯也表示,传统史学引用的部分材料并不可靠,而且极不充分,这使其真实性无法检验。比如《美国共产党的秘密世界》混淆了历史材料中的人名和人物代号,错误地认为美国共产党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原子能间谍活动,这就使研究失去权威性。旧史学对材料的使用,还存在将单薄的知识加以放大以吸引读者的特点,而新史学对这些一知半解的内容的反思,推动20世纪后期美国共产主义历史重要问题的辩论。当然,新史学的论著若要兼具建设性和教育意义,就不能仅限于史料的辨析和积累,它还必须拥有大历史观,以历史的眼光理解美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规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第四,对影响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发展因素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外因方面,新旧史学在对待国外共运形势如何影响美国共运方面形成不同观点。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将美国共产主义视为从属于苏联利益的革命运动,或者认为美国共运的动力主要来自苏共和共产国际。相反,他们认为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能决定历史事件的总体进程,美国共产主义不是国外势力或者外来意识形态的产物,美国每一时代的左派运动首先都源于美国本土。新史学并不拒绝谈论共产国际与美共之间的关系,而是认为只有重新纳入俄国的因素才能更完整地阐释共产主义历史,并且承认俄国革命推动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方面,新史学也不像传统史学那样无视美国社会的任何冲突和斗争,用和谐和欢乐粉饰美国历史的太平;相反,他们更倾向于进步学派的美国历史“冲突论”,用以重新阐释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并考察美国的现实政治。

二、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兴起

  历史学本身是研究过去的一门科学,它存在的目的是通过历史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新史学在新自由主义弊端不断暴露的背景下,重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以增进美国新一代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显然这是旧史学不能办到的。虽然在此过程中,新史学不断受到传统主义的压制,但旧史学引人误入歧途的研究范式没能阻止新史学的兴起。

  1.新史学兴起的原因

  在以反共产主义史学见长的美国社会,很难想象是什么在推动批判反共产主义的新史学兴起。但研究发现新史学的兴起是有因可循的,而且“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传统史学是对美国共产主义主流历史的背离,没有深思熟虑的研究方法,与正统历史学家的做法大相径庭。正如西奥多·德雷珀在《美国共产主义根源》中指出的,传统史学“有可能说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真实历史,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有可能部分是对的,然而整体的判断却是错的”。这种以偏概全、以局部否定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范式在旧史学中最为常见。这种范式削弱了旧史学的分量,增强了新史学重建美国共运历史的动力。

  第二,美国左翼学者为共产主义新史学研究提供充分支撑。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中的激进师生在“年轻时就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研究”,70年代至80年代在美国大学任教之后,继续学习和教授劳工运动历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术激情,使其成为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研究的主力。那些在新左派运动失败后转向纯粹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推动美国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研究走向繁荣。

  第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新旧史学家“已经换班”,60年代旧史学学者占主导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就美国历史协会的学者而言,他们中间虽有少数是传统史学的捍卫者,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支持者。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少数族裔和年轻一代史学家登上舞台,以右翼精英为主体的美国共产主义传统史学理论逐步受到冲击,而以社会大众为基础的新史学研究则得到了确立和加强。正是这种新陈代谢,使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阵地得以扩大,并推进史学理论脱离保守派的影响,进入多元化时代。

  第四,美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新史学贡献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美国大学政策以来,美国高校高昂的学费间接提高了教育门槛,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拒之门外;那些通过高额贷款上学的学生,同样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寻找社会变革的钥匙。有研究表明,21世纪的美国高校出现了许多新共产主义者,“他们虽然不完全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但“他们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的认可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共产主义组织的尊敬”。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学术左翼的压制减少,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美国学术左翼开始主动研究共产主义历史,且“研究通常与寻找改变美国社会的理论模型有关。这些因素推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研究教学在美国高校兴起,为重新思考和构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创造条件。

  第五,互联网为共产主义及新史学的传播提供便利。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美国近代史学科对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兴趣下降,但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本身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美国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得到了发展。基尔恰诺夫指出,苏联解体,左翼运动支持率下降,西欧和美国共产党的资金来源急剧缩小,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传播,都是阻碍俄美两国进行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以后,共产主义得以在虚拟空间广泛传播,这不仅提升了左翼知识分子对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兴趣,而且促进了新史学家对史料的考证和对错误历史的修正。

  第六,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获取了大量关于美共与共产国际的历史资料,并推动了资料的数字化建设,这使得当今新史学家比传统史学家拥有更丰富的历史文献。另外,新史学的发展也符合新时期人们理解资本主义时弊的需要。

  2.新史学兴起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兴起,打破了旧史学的固有话语和研究范式,解放了美国共运史学思想,建立了新的学术团体,取得大批研究成果。

  第一,建立了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学术组织“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1982年,一批有志于从事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帮助下,建立“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这一学术协会。该协会旨在激发学界对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研究兴趣,推动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文献出版。该协会欢迎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研究生加入,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但已经在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学术成果的学者。如今“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建立了系统的制度架构,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推动协会运行。另外,该协会从1982年开始汇编“美国共产主义历史文书”,依靠美国最大的劳工档案图书馆——纽约大学塔米蒙特图书馆——收集美国共产主义研究文献;每季度发布《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通讯》,公布美国共产主义在研项目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拥有自己的新闻组,它的任务是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提供论坛,促进学术交流。就“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来讲,这不是一个纯学术组织,因为学术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的发展,协会的建立对美国共产主义的前途来讲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创办了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并不是唯一涉及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期刊,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出版物还有《后共产主义问题》以及《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等,但《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与后两者相比,更具专业性。《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由“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于2002年创办,其后一直对美国共产主义以及反共产主义问题展开专门研究。基尔恰诺夫教授将2002年《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创刊作为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专门研究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刊物,《美国共产主义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是实行同行评审制度的季刊,其编委会主要由英美德加四国的大学教授与劳工运动史专家组成,重点关注共产主义对美国历史的影响。许多编委会成员,比如埃里克·阿内森、梅尔文·杜波夫斯基、诺伯特·芬茨施、莫里斯·伊瑟曼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深受美国共产党或者美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其中,伊瑟曼被认为是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重要贡献者,因为他重新阐释了美国共产党人民阵线的积极作用,并对反共产主义学者比如哈维·克莱尔等的著作提出了批判,为美国共产主义正名。这些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专家作为这一学术期刊的主要成员,为引导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摆脱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客观审视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遗产奠定坚实基础,也为进一步指导美国共产主义实践提供了理论来源。

  第三,涌现一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海外研究美国共运史的主要是英美学者,其中,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人物,比如罗格斯大学教授诺曼·马克维兹、纽约大学教授彼得·菲拉多、东北大学教授迈克尔·布朗等。其中,马克维兹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开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历史课程。他对新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维护美国共产党的正统史学,批判旧史学者哈维·克莱尔等的反共产主义著作。而菲拉多作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编委会成员,从2001年开始,每年整理、发布美国共产主义研究成果清单,供新史学学者参考。迈克尔·布朗对新史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因撰写《共产主义史学》对共产主义和当代社会运动的学术思想作出重大调整,荣获201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组的终身成就奖。布朗对共产主义史学的重新思考为我们理解美国社会历史,特别是如何理解美国例外提供视角,同时也为美国学界重视并认真对待美国左派的历史作出贡献。

  第四,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研究成果。1985年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西奥多·德雷珀在接受《纽约评论》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学术界对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兴趣空前高涨”,“过去五年里,发表的关于美国共产主义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以及博士论文比过去60年都要多”。2007年美国劳工及左派历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同样指出“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出现惊人的复兴”,而且新史学对左翼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冷战高峰时期的成果不同,这一时期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对麦卡锡主义及反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在美国左派历史阐释中融入宏大的历史背景,写就新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避免负面的或者陈腐化的解释,同时为新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向开辟空间。

三、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主要工作

  时至今日,历史学的研究题材已经出现广泛的变化,而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兴起之后的研究范畴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新史学要取得发展,必须放弃个体主义,推动美国共产主义的跨学科研究。新史学分析共产主义对美国文学、艺术、音乐、歌舞、戏剧、电影、体育、教育、宗教和社会运动等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这些研究卓有成效,但对于构建新史学以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良好环境而言,以下两项工作最为重要。

  1.对旧史学的反共产主义展开批判

  史实不可能完全脱离人们的利害关系而超然存在,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选择的结果。但旧史学基于美国右翼反共的目的和利益,不断歪曲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以致美国年轻人无法辨别历史真相,已经到了不得不纠正的地步。因此,为了排除利益干扰从而实事求是阐明历史,对旧史学的反共产主义进行批判就成为新史学重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首要工作。

  第一,揭露旧史学反共产主义的本质。旧史学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受到冷战时代的条件制约,其反共产主义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也是那一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结构性障碍的不断显露,它的“合理性”就越来越低。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史学学者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进行批判。美国学者P H 白金汉在其专著《美国的反共产主义:问题和参考指南》中将美国的反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教条而非教义,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化的、逻辑错误的意识形态,而非一种与美国自由民主相呼应的价值观。希尔的《打击内部敌人:1830—1970年的美国反共产主义》则强调反共产主义是美国对进步运动根深蒂固敌意的表现,它与种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杀戮哲学”,用来压制和反对内部或外部的势力。也有学者相信,反共产主义是一种与共产主义对立的精神疾病,它本质上是无知的、错误的和危险的,因为美国的反激进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一直腐蚀社会,并将美国塑造为威胁整个世界的霸权国家。进入21世纪,新史学界对反共产主义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他们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反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情绪,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内情报机构的发展,为大规模监视平民,或者其他形式的专制主义寻找借口;反共产主义行动镇压异议,不仅违反司法政策,侵犯公民权利,而且破坏工人阶级对权益的合法诉求,加大了资产阶级对劳工阶层的压迫;反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民主价值的真正威胁,人民应当为受到反共产主义迫害的社会运动家辩护,为受到污蔑或不公正待遇的学者平反。

  第二,指明麦卡锡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当时代不断发展,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在求真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以后,人们对麦卡锡主义的认识更充分了一些。事实上,麦卡锡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个由官僚和专业反共产主义活动家组成的政治联盟。而麦卡锡主义镇压则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压迫浪潮,它以保护美国免受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将所有对政治统治的异议转化为对国家的不忠诚,使成千上万的左翼学者、社会运动家受到迫害。虽然直到21世纪,麦卡锡主义仍被少数人认为是“崇高的事业”,得到“不知名的历史学家”的辩护,但它受到了主流媒体的严厉批判。而对于新史学来说,麦卡锡主义是贬义的,因为它与一个民主国家所追求的理想价值背道而驰。20世纪9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史学著作《许多都是犯罪: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麦卡锡主义进行学术批判,认为它使人的灵魂陷入了黑暗,阻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美国学者坚信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是共和党人攻击工会运动、维护种族主义的武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行为实际是“一种反常现象,与我们国家的愚蠢和不端行为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它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罪恶”,因为它将美国的资金投入越南战争而不是社会福利。反共似乎给予麦卡锡主义道德正直的永久证明,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它拒绝真理,损害人民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看法。而且有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约翰逊政府实际上没有发现美国共产主义对美国社会的所谓威胁,政府为了防止麦卡锡主义的过激行为,有意识地避免将不同政见者描绘为颠覆分子。就是说,麦卡锡主义作为反共产主义的一种,没有得到美国多数民众的支持,不仅如此,它反进步、反道德的特质,一直遭到主流学界的批判和反对。而美国学界对麦卡锡主义的不断证伪,体现了史学的扬弃功能;新史学的辨伪存真与实事求是,则涵养了史学构建真知的内在价值。

  2.重新评价美国共产党并肯定其历史贡献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它的结论将影响人们对历史史实的认识。传统史学认为美共是崇尚暴力和独裁的政党,它从属于共产国际,其发动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来自国外的颠覆活动,要求政府和爱国公民对此加以警惕。传统史学对美共的消极刻画,在新史学看来并非事实,但它的确影响了美国几代人对共产主义的印象。而新史学重新审视历史材料,肯定美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对扭转传统观念具有积极意义。正如美国劳工运动史专家菲利普·史密斯指出,“过去三十年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对美国共产党进行重新评价”,当传统史学“打着客观的幌子对美国共产党进行说教攻击时,后来的几代人却用不同的方法来表明,该党比传统史学所认为的‘史实’更复杂、更重要。对美国共产党史的研究编纂表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已经改变。美国共产党虽然不完美,但它积极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批判旧史学对历史的简单化、庸俗化,积极肯定美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新史学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将美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小的宗派,主要考察其在20世纪20年代及战后的衰落历史,而是将其作为独立于而不是依附于苏共的本土化政党,注重它在大萧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阵线全盛时期对美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另外,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方面,相较旧史学的责难,新史学更加强调斯大林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替代性”,赞成苏联对待敌人的“铁腕政策”,并肯定其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贡献。新史学对美共的具体肯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肯定美共在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维护产业工人利益、推动民主斗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方面的突出贡献。新史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美共之所以实力不断壮大,被广大工人阶级所接受,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其原因在于成功地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美国化、本土化;其制定的政策、发起的革命运动,能够适应美国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其次,讨论了美共对美国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的积极影响。新史学学者肯定美共推动劳工运动维护工业工人利益的积极作用,赞扬其为工会主义奠定基础,批判反共主义对工会的破坏。也有研究注意到美共在大萧条时期,在美国农村建立农民组织、集体农场,发动农民起义、农场阶级斗争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美共建立的“集体农场是美国农业的典范”,但也承认美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的农场斗争中都取得了成功。当然,美共对社会平等的倡导、对政治解放的呼吁,也吸引了黑人及妇女参与社会变革。新史学研究相信美共更能得到黑人的支持,因为它支持黑人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美共培养黑人领袖,并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对左翼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卓有贡献。还有研究强调历史上美共杰出女性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促进作用,认为美国妇女在争取平等方面的运动要想取得进展,仍需汲取美共的经验。

  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肯定美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认为其对21世纪的美国民众认可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改变了传统史学权威人物对美国共产主义的看法。克莱尔和海恩斯公开表示,21世纪人们不应再用负面思维讨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因为“马列主义体现了人类终极梦想,而美国共产主义者是最伟大的英勇战士之一,他们促进了国家历史上的社会正义发展”。也有研究以德雷珀为例,探讨他的思想转变,认为他早期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致力于解释美共如何依赖于苏共,并走向失败,然而晚年却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成为一名“修正主义者”,对传统史学下的共产主义叙事表示怀疑。这些史学家的态度转变,也为新史学成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叙事的主流奠定基础。

四、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重要意义及展望

  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不是从倒退而是从前进中获得支持和影响,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根本的意义了。当然,美国共产主义的愿景不会一蹴而就,它仍然需要依靠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等社会科学为其提供理论支撑,进而牢牢掌握共产主义叙事话语权,更好地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而这也为新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重要意义

  传统史学在荒谬的时代中诞生,也注定在资本主义弊病丛生的时代没落。而新史学在重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增进了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认同,而且推动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使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美国民众客观地认识美国共运史奠定重要基础。新史学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拨乱反正”,有助于去除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偏见及情绪化认知,促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在新史学的影响下,许多美国民众逐步认识到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美国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开始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并承认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性。

  第二,增进了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美国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认同。随着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则与此相互呼应,改变了美国部分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当负责任的传统史学家担心其研究会“扭曲美国的过去,使人们错失共产主义文化记忆,使年轻一代对左翼意识形态产生偏见”之时,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正在扭转这种趋势。部分权威的传统史学家对此不再加以反对,甚至乐于接受新史学的发展,并加入批判资本主义的阵营。因为自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弊端在美国不断暴露之后,美国资本主义就迎来了多个变革期,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延伸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国家制定有利于美国工人阶级的政策产生积极影响。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了解程度越高,他们就越有可能支持社会主义;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医疗保险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以后,美国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大幅增加;共产主义已经在当今美国民众当中产生了吸引力,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欢迎。

  第三,有助于推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消除旧史学家的消极影响是新史学家的首要目的,但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海恩斯和克莱尔表示,新史学家“以良性色彩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着色”,为“新一代激进分子以社会正义及和平为名义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做充分准备”,这才是它的最终意旨所在。共产主义历史文献表明,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端于学术研究”,而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研究也为美国工人阶级提供理论指导,推动当代美国的工人解放运动。另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因此,当新史学激励美国年轻人推进美国共产主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发展,产生实际的历史效应之时,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四,最重要的是,将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提升到科学的崇高地位,为美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历史科学是研究过去,认识现在,预测将来,总结经验教训的学科。而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科学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有助于工人阶级更好地认识美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国化、本土化进程,积极参与21世纪美国左翼的革命实践。

  当然,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还提供丰富的美国共运历史研究文献,以增进人们对美国共运历史的认识,解决美国共运史学部分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新史学不仅关注美共的发展历史,而且研究美国反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这有助于学界认清美国反共产主义实质。

  2.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展望

  在看到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它的研究工作目前处于发展阶段。它能否取得成绩,取决于能否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流派,并保卫自身免受敌对科学的侵占。如今,新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碎片化的,虽然美国共产主义的整体史、区域史和知识史研究被提上日程,但还没有大量的可观的成果出现。再者,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并不完全是某一组织的历史,也不单纯是意识形态影响群众行为的历史,美国共产主义的多元化因素要求新史学在未来拓宽研究视野,更全面地展现美国共产主义发展脉络。最后,也应当警惕从特朗普执政开始传统史学出现恢复的趋势,这将使新史学的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

  总体而言,应当对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到2021年2月新史学家和美国共产党已经依靠美国左翼及劳工运动学术中心——纽约大学塔米蒙特图书馆和罗伯特·瓦格纳档案馆,收集整理了1892—2019年的美国共产主义文献,包括信件、手稿、海报、录音、电影、视频、小说、剪报、论文、会议、回忆录、访谈录、新闻稿、口述材料、内部报告、官方文件、法律文件等大量材料。这比20世纪90年代美共资助学者在全国各地书店、档案馆找到的文献材料要多得多,而这也为新史学学者编撰比《美共文献通史》(八卷本)更为厚重的著作,赋予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广阔前景,并为掌握美国共产主义叙事话语权奠定基础。

  (作者系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