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涛：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的角色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共产国际曾扮演着特殊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首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共产国际的特殊角色不应被遗忘，对其历史作用应客观认识。

一、共产国际帮助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变”，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共产国际在成立初期就明确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共产国际认识到，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形式上需要开展世界革命，组织上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成立志同道合的共产党组织，并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开展联合的革命行动。

　　共产国际要推动并真正实现世界革命，仅仅依靠自身及支持其成立的数量有限的共产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共产党带领本国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行动，从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只有这样，世界革命才能名副其实，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帮助和推动尽可能多的国家成立共产党，并把它们汇聚到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就成为共产国际成立后的重要战略目标。

　　鉴于此，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和推动各国成立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的重点工作。正如列宁所说：“应该立即在各处用下列办法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其次是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外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共产国际的决议也强调：“在各处，即使在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人数不多的地方，都要建立共产党组织”，且“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国际也的确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共产党成立的“助产士”，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形成了成立共产党的浪潮。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浪潮中成立的，并且具有突出的象征性意义和重要影响。

　　在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体系中，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推动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制定并实施了东方战略，其内容主要部分就包含在东方国家普遍成立共产党，引领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历史任务。为了进一步落实东方战略，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中国、印度等国家的近20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亲自主持了大会。他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共产国际需要和东方各族人民，和所有被压迫民族群众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支持东方各国的反帝民族运动，协助它们成立共产党，从而进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他还强调，只有整个东方国家真正发动起来，和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一场真正的世界革命才算展开。大会通过了《对东方各族人民的宣言》，号召东方国家各族人民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开展革命运动。按照共产国际的观念和设想，共产党是能够承担起动员、领导、组织东方国家各族人民在共产国际旗帜下开展革命运动的主要政治力量。

　　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是从世界革命总体布局出发制定的，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体系的一部分，为东方国家革命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东方国家成立共产党提供了有利支持。中国的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在东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因而成为共产国际实施东方战略的重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产国际实施东方战略的重要成果，对整个东方革命运动乃至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共产国际直接参与、帮助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

　　共产国际直接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帮助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关注苏俄革命的情况，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产生了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成立后，也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革命情况，不仅邀请中国革命者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还积极派遣代表赴华与中国各方面人士接触。从1920年起，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开始将接触的重点确定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维经斯基曾以不同身份六次赴华，被称为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经共产国际批准，维经斯基在1920年第一次赴华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帮助在中国成立共产党，他在华的工作也是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的。实际上，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在酝酿成立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2月两人就商讨了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问题。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也通过座谈会等方式接触了其他一些人。通过接触，维经斯基知晓了他们的思想和想法，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并向他们介绍了苏俄的情况及其对华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党条件，并在多种场合提出中国要成立共产党、中国需要共产党，特别是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深入交流，与他们围绕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致。李达回忆，通过多次交谈，维经斯基让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维经斯基在中国考察后认为中国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曾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了解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也需要一个那样的政党。通过与维经斯基谈话，大家对十月革命道路、对世界革命的前景和共产主义的远景充满信心，怀有无限希望。

　　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局（亦称革命委员会），由他本人和陈独秀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组成，并把这种模式推广到了上海以外的地区，以便于推动建党工作。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首先加快了建党的步伐，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外，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维经斯基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知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精神。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也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准备。此外，维经斯基等人还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及早期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就获得了共产国际代表提供的路费支持。这些经费在当时发挥了较大作用，甚至还出现了因为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断而迫使不少工作立刻陷入停顿或荒废状态的现象，这反向证明了当时经费的缺乏及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来到中国，参与、帮助和推动中国的建党工作。当时，维经斯基已经离开中国，他此前的工作为马林迅速投身建党工作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在具体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事业上，马林实际上是在继续维经斯基等人的工作。1921年6月，马林到达上海后，立即与几乎同时到达上海、接替维经斯基来华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帮助中国建党的各项工作。在此期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几乎每天见面”，两人一直合作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1年12月初。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马林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他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事实上，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之前，维经斯基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始筹备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实际上起着发起组的作用，马林等人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后，积极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等人建立联系，多次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帮助他们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马林与李达等人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尽快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方面达成共识。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1921年6月，李达等人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的党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1921年7月23日，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帮助下，来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日本等地的13名代表汇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正式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并做了发言。马林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克尔斯基则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人运动。7月30日晚，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会场，声称走错地方，并匆忙离开，马林根据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及时识破了闯入者可能是暗探的身份，建议大会立刻中止，所有人马上转移。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非常睿智、及时的，使与会代表避免了被逮捕的厄运，保证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进行。大会随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完成了建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中胜利闭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会议从筹备到闭会，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共产国际的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肯定和铭记。

三、共产国际的精神和要求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以列宁的建党理论、以俄式共产党为“模板”建立起来的政党，从党的名称、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关系、发展党员、党的纪律等方面都借鉴甚至“模仿”了俄式共产党的做法。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作为积极推广列宁建党理论、俄式共产党“模板”的重要力量，发挥着引导者、指导者的作用。共产国际成立后，以列宁的建党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各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精神和要求，指导着各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努力使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都实现“列宁主义化”，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既体现了俄式共产党的影响，也是符合共产国际要求的提法。围绕着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曾出现各种声音。最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对党的名称予以正式确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蔡和森是公认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他在1920年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学习俄式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因此在党的名称上也学习俄式共产党的提法就容易理解了。同时，共产国际也重视各国党的名称问题，认为“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因而，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硬性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的名称必须是“某国共产党”。对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深受共产国际相关精神和要求影响且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将党的名称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然的、合理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深受共产国际精神和要求的影响。例如，共产国际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有充分体现。纲领明确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实行社会革命的政治目的，并提出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举措。共产国际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特别是强调“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虽然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字样，但在多方面体现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共产国际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要加强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且这些工作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各种报刊和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各国共产党要在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群众性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这些组织内建立共产党组织，争取工会等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各国共产党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等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纲领和决议中对于这些要求有具体反映，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强调，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遣党员到相关工会中开展工作；中央和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各种斗争中，要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等等。此外，从发展党员、党的各级委员会的设置等方面的规定来看，中国共产党同样深受俄式共产党的影响，这也是共产国际所要求的。

　　可以说，因为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在很多内容上体现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和要求，甚至不少规定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和要求制定的，这是历史事实。特别是这次大会深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相关精神和要求的影响，从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讨论的很多问题，到通过的纲领和决议的内容都能看到这种影响。尤其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而专门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对与会代表产生了较大的政治约束力。更何况，尼克尔斯基还肩负着落实共产国际相关精神和要求的使命。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的不少内容没有充分地联系中国实际。但一年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却有较大不同，很多内容体现了联系中国实际的原则，这同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这次会议制定了更加完善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在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关系、发展党员、党的纪律、策略方针等方面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建党工作的继续，使党成为一个更加健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这些工作同样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的。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不少纲领和决议都是由共产国际的代表主导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起草的，其内容也必然不会有悖于共产国际的精神和要求。毛泽东等领导人后来也多次谈到过我们党的这段历史，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序幕。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明确强调要联合共产国际，甚至主动提出党中央委员会要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认识到了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性，已经在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来开展建党工作，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加入共产国际。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从而进一步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使共产国际更加名正言顺地“指导”中国共产党，介入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务中。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曾扮演着特殊角色，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总体而言，在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历史中，它对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作用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特别是后者曾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曾广为诟病。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特别是，单就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来看，共产国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其历史贡献应给予符合实际的肯定。正如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解放日报》刊发的评论所说，共产国际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团结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得到最鲜明的例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变成全国政治生活的重大因素，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是曾经有过重大作用的。当然，对于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不能无限夸大，毕竟“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