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秋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智慧与人类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防止污染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而这一思想正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反思与实践创新的理论结晶。那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怎样的理论思考，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行了怎样的深度规划，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推进展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贡献？对于这些重要而有意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探索、作答。
一、理念创新：和谐共生表征人与自然共在共存的发展方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一环。从“黄色延川”到“生态福建”再到“绿色浙江”，习近平的生态足迹深刻印证了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进一步反映出习近平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全面擘画生态文明家园的崭新蓝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晶，既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优良基因，更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展示出新的中国智慧。《易经》中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荀子》中说，“草木荣花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这些古老智慧都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辩证沉思，深谙既要尊重自然规律，取之有道，又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用之有度的道理，始终坚持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置于社会发展首位，而非为了人的单向度发展对自然采取竭泽而渔、暴殄天物的无度僭越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历久弥新中得到了赓续与拓新，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孕育了新的理论蕴涵。习近平立足全球性生态建设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示出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与生长力，彰显出独具中华民族生命体验的中国智慧。
首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孕育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智慧理念。青山与人的辩证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佳诠释，集中反映了绿色发展的生态道路、经济发展的良好效益与宜居生活环境的有机统一。西方传统的“控制自然观念”，即“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以及西式“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模式，已经在历史的发展中一再遭到无情证伪：“人靠自然界生活”，“如果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4]由此，从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开发与治理并举的立场出发才能够真正给予自然足够的尊重，从而以可持续发展的姿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成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实践。习近平指出，“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资本主义采取掠夺自然的单向度发展模式已经将自身引向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与生存危机之中，关于“经济无极限增长”“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等“生产与环保关系”的错误认知，一再将其引入发展的“死胡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已经向我们证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GDP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可见，发展绿色GDP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黑色GDP、灰色GDP或红色GDP ，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之道。最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的奋斗意识。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也需要靠持续的奋斗精神作为动力支撑，在精神的鼓舞下激发更多拼搏进取的力量。焦裕禄曾在兰考治沙、改变兰考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与精神带领人民完成了一场令人震撼的生态壮举。他曾经指出：“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正是这种不怕牺牲、敢于奋斗的拼搏精神，成为了兰考生态环境得以改善的重要力量。同样，谷文昌扎根福建东山十五年完成孤岛变绿岛的转变、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建设美好生态家园的英雄事迹，也不断向世人昭示着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当代愚公精神。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以一种主动作为、敢作敢为的精神达到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的有机统一，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做到无愧于自然，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以中华民族独特生命体验的方式为建设一个全球性生态文明新形态提供参照。其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向世界昭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就会对人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反映与回馈。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是费尔巴哈机械地镜式反映，而是有机地共生共存。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福祉是重要而宝贵的，破坏自然环境就等于毁弃人类的存在根基与未来发展之路。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予人类生存发展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不应当以一种短浅的目光采取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或以邻为壑的方式牺牲甚至破坏自己与他人的生存环境，因为我们与外部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从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将最大的福祉延续下去，任何试图破坏自然环境或过分占有自然的意图行径都只能导致“共同福祉”的破坏。其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向世界传递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要努力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成为引领中国乃至世界树立生态文明观，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是中国乃至世界“建设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道路。其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向世界展现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需要“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样是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品质禀赋。要完成建设全人类生态文明新家园的伟大壮举，就需要发扬伟大的奋斗精神，在奋斗精神的共同激励下携手创建一个新的生活家园。正如“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只有“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所以生态文明家园既是物质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它在带给人生活环境改变的同时也激励着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善，丰富并充盈着人的精神世界。
可以说，无论是积极彰显“青山与人”的辩证发展理念，还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又要靠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从全人类发展的视野阐发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并将这种智慧理念从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大计的定位投射到关乎全人类生态福祉的高度。
二、实践拓新：碳达峰碳中和彰显人与社会共建共享的建构路向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人类社会需要正视来自生态危机的深刻警告，完成一次更为深刻的观念转变与自我革命。在反思转变“只讲索取不将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时，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在完成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提高我国对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程度。由此，关于“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二〇三〇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二〇六〇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便成为中国走在人类绿色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宣言。
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举措的积极谋划，是习近平把握历史主动、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大国担当的充分体现。习近平在讲话中不仅明确展现了“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主动要做”的积极姿态，更贡献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中国方案”。即“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不得不说，这一方案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长远擘画与中国智慧。
一方面，以绿色转型增强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文明建设向心力。在“绿色发展”意识的引领下，我们能够有效培育起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引领有效改变了人们的发展观念，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绿色转型并不是彻底与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进行决裂，而是在历史的延续与传承中构筑新的希望，也就是在让人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同时，又能够实现更加“健康、绿色、强劲”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绿色转型释放的是对建构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向心力，彰显的是构建新的生活希望的吸引力，打造的是携手共建美丽中国与美好生活家园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注入动力。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理论指引科学的实践。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集合体，共同为实现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注入活力。从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的“创新发展”来看，创新驱动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坚持将创新发展作为中国人探索自身生态文明道路与绿色转型发展的动力引擎，正是要以不断创新的绿色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方案。雷默曾在“北京共识”中谈到，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得到定位”，利用创新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现代化道路提供共识性参考借鉴，“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的实力”。显然，创新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与世界绿色发展积极奉献的“中国智慧”。从“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来看，绿色转型是一个在长期建设中致力于平衡、公平、正义的发展过程。绿色转型不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的改变，而是在“全国一盘棋”的系统谋划下实现整体性、有序性推进，绿色转型也不是过分注重保护自然而忽视人的诉求，过分强调以生态建设为中心搞“一刀切”可能会滑向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生态中心主义”，应当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共享发展，在合理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绿色发展”本身来看，中国的绿色转型始终与为世界人民营造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发展家园休戚与共。习近平强调，“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可以说，“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为世界化解普遍遭遇的生态危机与生存环境恶化的现代化问题而开出的一剂“良药”，更是中国积极创设的携手走向美好生态文明家园的共生之路。从“开放发展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为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开辟绿色路向树立的典范借鉴。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成功实现全方面开放的伟大转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了大国担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但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们都将绿色发展作为自身的底色，致力于将“绿色文明”的发展智慧传递到世界各民族国家，在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的统一中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再一方面，绿色转型需要以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作为坚实制度保障。“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在秉持正确义利观的过程中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文明家园作出了不懈探索。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动世界发展的“绿色引擎”同时，更要获得世界的回应与支持，以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确立起坚实的制度保障。既要通过发挥制度的保障力使中国的绿色发展行动在世界范围内起到更加积极良好的示范效应，更要借助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推动世界各国承担起相应责任，而这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智慧所在——“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让我们携手努力，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作出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向世界昭示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牢牢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只有坚持绿色发展，人类未来之路才能充满希望，过去那种西式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应当被历史淘汰，因为它迟滞甚至阻断了人类通往更有希望的文明进程；它向世界证明了碳达峰、碳中和建设将助益于推进世界各国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型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指标，在全世界范围内正逐渐推广并获得认可接纳，所以从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入手不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迈向新型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识；它向世界传递出碳达峰、碳中和能够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助力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向我们深刻地证明了，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与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只有选择以更加团结、更加“生态地生存”的方式，才可找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在充满希望的“绿色经济”中不断复苏。可以说，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生态发展的真正出路与理想归宿。
三、价值彰显：命运共同体呈显人与世界共生共荣的文明走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协调人与世界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上的不懈努力，不断实现着对人与世界共生共荣的创新与发展。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共同体”为重要理论蕴涵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实践中不断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彰显人与世界共生共荣的文明走向。
共同体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昭示了人类最文明的生活方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对“共同体”的理论创新，为其赋予“绿色发展”“生态和谐”的重要内涵，使共同体在建构一个适宜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释放出更多共同福祉。首先，要始终秉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类在历史的生产、生活中与自然展开交往互动，实现社会进步与自然发展。这一历史性活动既对自然产生影响与改变，又获得自然的馈赠或影响。所以，“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段话向我们表明，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生态自然与我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与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它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那种人对自然的盲目崇拜或人对自然的极端宰制，摒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真切地将自身融于自然发展之中，选择一种绿色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休戚与共使人类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大他者”——整个生物圈的密切关注并牵动其发展变化。其次，努力使绿色成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底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深刻实践，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理论迈向现实，使全球性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也指出，“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具言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减少对其他民族的生态危机转嫁与资源掠夺，转向谋求更大“生态共建”与“利益共约”；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在超越“小写的人”——实体化的“自我”和超越“大写的人”——实体化的“共同体”意义上，将“自我”和对他者的内在责任联系起来，通过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星球，打造一个适宜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家园，来证明“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一定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社会对共同体的运用（西方社会对“包容他者”的理解仍然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基础上，正如哈贝马斯将世界性共同体设想局限在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真正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福祉，并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实践将“绿色发展”普惠全球。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助力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列车，助益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生态文明家园的积极践行中，不断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与构建新型生态文明的实践典范与共同规范。最后，要携手努力构建一个以共同福祉为旨归的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任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段话表明，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将全人类共同福祉置于最高位置的共同体存在，它内在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将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发展置于首要考量之下，将生态文明的福祉最大限度地普惠整个星球。所以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真正超出了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真正使我们在世界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
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共同体”构建的绿色蓝图与国际视野，使其能够真正站在人类的层面上孕育出一种生态文明的建设希望，进而释放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巨大力量。首先，成为心有国之大者，才能当好全球生态卫士。习近平在视察秦岭生态环境时曾指出，“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段话向我们表明，只有做到“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才能把以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代表的国之大事推向行动实践，在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成世界典范、引领人类未来发展上作出更有效成绩。所以说，国之大者与胸怀天下是内在相通的。做到国之大者，就能够在一国实践中积累起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成功经验；始终胸怀天下，才能够有效地将成功经验作为合理典范在世界加以复制、推广，促进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实践，真正当好全球生态卫士。其次，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合理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向人类深刻宣示，生态危机不是单个国家民族的独有发展问题，而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在自然力对人类展开的报复性打击面前，单个民族国家的力量是微弱的，只有联合起来积极应对，采取共同措施，才有可能度过危机。历史一再证明，在任何一场人类性危机面前，携手构建合作共赢的生态危机治理机制，才是真正有效的科学出路。再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只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才能既使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危机时承担相应责任，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要求，决不能试图要求发展中国家吞下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生态恶果”，而是应公平公正地建立起一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努力采取协同实践举措，才能科学有效地应对生态危机，真正“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最后，生态文明社会是有助于打造全人类共同福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而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指引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社会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中展现，集中传递与表征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质与核心要素。即生态文明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文明形态，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是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不仅注重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更注重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历史的传承中融贯过去、当下与未来；生态文明是共建共享的文明形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和平发展、共同进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全球注入绿色发展动力与绿色脉动活力，实现全人类共建共享的生态福祉。
概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新理念、新理论、新实践、新希望，集中传递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人类价值。一方面有力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不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危机等严峻问题，使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劲发展过程中，避免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老路，为走出我们自己的新路、创新之路提供理念指引、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另一方面则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创新运用与深化发展。即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定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机互动、良性发展之路，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和解中共存共荣共在，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更加体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探索为全人类发展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主张、形成了中国范式、展现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经验、达成了中国方案，其全方面体现的中国智慧与人类价值必将为全人类共同发展与现代化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