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传树、于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与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现状——问题域、方法论与立足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呈现出新局面。如果从问题域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大致呈现三种基本范式。尽管这三种范式在问题设置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但是其立足点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以服务于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的。
一、承继国际共运史传统研究风格，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纪念总结经验教训以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性进程
国际共运史学科的一大传统旨趣就是通过研究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组织、重大事件等，总结经验教训，探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或借鉴启示。最近几年，国内学界重点聚焦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纪念，尤其是围绕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实践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现第一次飞跃
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尚处于上升阶段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解决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社会主义从一种局限于狭小圈子的思想运动发展为世界性的社会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社会主义1.0”阶段。
一是围绕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充分肯定他们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同盟的重要意义。对此，有学者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创立、发展并不断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建党进行充分思想准备。也有学者强调他们密切关注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同共产主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为建党进行细致的组织准备。还有学者肯定同盟的重要历史意义：同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为工人政党的指导思想，是第一国际的先驱，其党纲《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二是围绕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建的第一国际，充分肯定国际的历史贡献。有学者指出，第一国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政党性质的国际工人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二国际之间发挥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体而言，国际把欧美各国工人队伍团结在共同目标的旗帜之下，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工人联合，进而为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建立奠定基础；坚持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捍卫、推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积极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有机结合。
三是围绕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造与革命实践，充分肯定其在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卓越贡献。有学者强调恩格斯晚年在完善和推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功绩，还有学者强调恩格斯晚年在实践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是帮助各国组建独立工人政党，另一方面是指导第二国际的建立及日常活动，从而使一度中断的工人阶级国际合作得以恢复。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二)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现第二次飞跃
总的来说，列宁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一国革命到多国革命的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社会主义2.0”阶段。
一是围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充分肯定其在理论上的典范作用。对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2020年8月21日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列宁始终密切关注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俄国共产党正是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等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立共产国际，促使一国革命发展为多国革命。
二是围绕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充分肯定其在国际共运史上的首创意义。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国内有学者认为，其最大功绩就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想变为现实。此外，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跨出欧美，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提供鼓舞与支持，还开创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制度长期并存的新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更好更健康地发展就是对十月革命的最好纪念。
三是围绕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客观全面评价其在国际共运史上的地位。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国内学者就其历史地位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共产国际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协助各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共产国际存在的一系列弊病。此外，还有学者强调，对于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而言，今天纪念共产国际不是要重建国际，而是要更加保持清醒头脑，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强与世界左翼力量的平等交流、对话、合作。
(三)新中国的成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现第三次飞跃
总的来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由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向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时代，解决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3.0”阶段。
一是围绕新中国的成立，充分肯定其壮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作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境界。尤其是新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使世界社会主义迸发出蓬勃能量，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感召力和制度吸引力，极大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潜力、韧性和底气。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心更是由东欧逐渐转移至中国，进而开启世界社会主义的“挺进阶段”。
二是围绕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肯定其推动并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大潮的伟大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其首创精神、示范效应、压舱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学者强调，改革开放所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伟大成就正日益被世界认同与肯定，不仅动摇着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价值标准的主导地位和话语垄断权，同时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提供了范例。
三是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肯定其助力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伟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模式、世界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进程等四个宏观维度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单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而言，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向初步复苏的历史转变，进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全面复兴。
二、以思潮、流派和地域的视角，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力量进行具体化研究以凸显其多样性存在
当前，国内学界不仅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作历史在研究，而且越来越将其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来看待。就现实存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又越来越被学界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止一家，而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流派，共产主义运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更是出现思想上多元化、组织上多党化、政治上多派化、模式上多样化的态势，其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三大家”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和推崇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越来越强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与国际性，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政党，或按照政治光谱或按照地域、国别进行具体化研究。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始终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共产党以外，还有130多个处于非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和原苏东地区转型国家共产党的活动空间与生存现状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
一是聚焦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在探索中的发展。总的来看，越、老、古、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共产党目前都在努力探索、巩固和发展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这种探索在理论上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特别是2016年，四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谋划策略，标志四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国内学者在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它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认为它们的改革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它们所取得的成果无疑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其所面临的困难亦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着启示。
二是聚焦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共产党在遭受苏东剧变的沉重打击后，尽管实力和影响力有所挫败，但大都仍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当前，它们正直面帝国主义进攻，调整自身理论政策和斗争方略，努力稳住阵脚，逐渐从维持生存的极端困难时期转向谋求新发展的阶段。不过，也应看到，尽管发达国家共产党近年来一直不断进行调整，但是其道路选择、理论调整、党外合作等活动空间仍相当有限。尤其是最近几年，西方极端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加剧了政党政治碎片化和政治极化，发达国家共产党更是遭受到传统右翼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挤压”。因此，在当前“资强社弱”的国际大背景下，处于资本主义核心地带、面临重重困境的发达国家共产党还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
三是聚焦转型国家共产党在变迁中的转进。苏东剧变后，以“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为纽带而形成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东地区”不复存在，原苏东地区便开启了以“去苏联模式”为主要内容的20余年的政治转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共产党经过重建与调整，已是各国政坛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特别是近年来，各党借由多种平台，针对热点议题积极活动并集中发声。但是总的来看，其地位日渐衰微，组织力量分散，难以与中、右翼势力相抗衡。究其原因，既有地缘政治环境恶劣、反共势力猖獗等客观缘由，也有党员老龄化导致后劲不足、议会道路引发两难窘境、历史包袱迟滞理论创新、内部争斗造成掣肘等主观因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共产党未来还需进行一系列调整。
(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调整中谋发展
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在冷战后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也一度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当代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和核心价值的变化越来越成为当前新的关注点。
一是关注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政策的调整与困境。社会民主党作为主流政党而活跃在欧洲政治舞台已经有一个多世纪。苏东剧变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政治策略和组织战略，谋求由“阶级政党”向“群众政党”甚至“全方位政党”的转变，并因此造成政治特色模糊、身份特征危机、组织优势丧失等一系列问题。有学者指出，就连一些长期执政并主导形成独具特色的“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党，也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尽管它们努力修正政策方针、调整组织结构、创新工作方式，但是收效甚微。
二是关注社会党国际的分裂。随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遭遇困境，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基本盘、传播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也在成立半个多世纪之后，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甚至是分裂。有学者在对社会党国际分裂的现实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分裂已严重削弱社会党国际的影响力，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因此处于下降通道，因而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右翼势力相比或将处于劣势。
三是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核心价值的变化。有学者分析，社会党国际的分裂，理论上源自其21世纪以来的全球主义理念与其传统进步主义追求之间的龃龉，以及各成员党对其核心价值“民主”的认识分歧。从社会党国际分裂出来的进步联盟，自2013年5月成立大会到2017年3月第一次柏林代表大会，经过三个阶段，完成对“社会民主”的价值再造。这一进程表明，进步联盟正试图以“进步主义”重塑自身的左翼身份，重构核心价值，重建现实路径。同时，进步联盟的发展也反映出社会民主主义向民主传统的复归、对伦理价值认知的深化，并将其向全球层面推广的努力。
(三)推崇民族社会主义的拉美社会主义一度成为靓丽风景线
21世纪，拉美社会主义一度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左翼执政党提出各具特色的“21世纪社会主义”备受关注。
一是关注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特色、影响与局限。就其特色而言，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杂糅了地区历史传统与现实元素，具有浓厚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是更加强调本土特色、替代色彩和地区合作的社会主义。就其影响来看，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抵御新殖民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桎梏、争取自主发展、探寻社会主义进路的经验与启示。但“21世纪社会主义”在追求民族特色的过程中，也需处理好历史经验与科学理论、民族特色与社会主义根本要求、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这些局限也决定其前景并非坦途。
二是关注拉美地区不同社会主义流派的总体情况。其中，就科学社会主义而言，除古共以外的拉美共产党仍未提出符合新形势的有效方略，总体影响力相对不足；社会民主主义在拉美拥有深厚基础，主流地位在不少国家相对稳固，具有更大成长空间；民族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未来或将呈现“曲折中周期性发展”的基本路径；托派社会主义在拉美拥有较大影响，但是其理论主张与斗争策略落后于实际情况。总的来看，拉美各社会主义流派当前尽管面临各种难题，但是其基本主张与中下阶层诉求高度一致，社会基础依然坚实，因此，从长远看仍具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三是关注拉美左右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变动。21世纪以来，拉美左翼力量呈现复苏态势，左翼政党在多国执政参政，地区“左退右进”的趋势发生较大改观。但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衰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界压力下，拉美左翼整体发展并不理想。加之意识形态分歧和内部矛盾，由左翼主导的一体化机制也面临严重困难，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对抗美国干涉与本地区右翼势力挤压。
三、用全球视野和发展眼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变化进行整体性研究以把握其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走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考察越来越在历史性研究和具体化分析的基础上，重视整体性的把握。展开来说，就是用全球视野和发展眼光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新特征，进而研判世界社会主义的趋势与前景。当然，其最终的立足点是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中所应具有的地位与使命。
(一)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分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变化。一是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二是相对于过去百年的变化。“当今”是指苏东剧变以来、21世纪以来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三个时间段。
首先是基于两制发展态势对比。通过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相比照，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逐渐衰退，社会主义在曲折中迎来复兴。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生机活力，对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产生深刻影响，日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振兴的引领旗帜。还有学者通过对比20世纪以来三次资本主义危机(分别发生于1929年、1973年、2008年)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状况与竞争态势的变化，认为最近一次资本主义危机明显造成两制力量对比和关系格局发生重大改观。“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趋于破灭，社会主义的前途光亮则逐渐显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崛起这两大历史事件，悄然改变了既有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并使其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其次是基于自身发展进程对照。无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包含于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容、呈现不同表征。基于这个视角，国内学者就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作出三个方面的判断。
一是认为运动重心发生了新的转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在过去的170多年中经历三次变迁：从西欧到东欧(苏联),再到东亚，现在重心稳扎在中国。二是认为运动形式实现了新的转型。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从过去“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转变为由各国党独立自主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建设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是认为运动态势呈现出新的转变。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苏东剧变所引起的震荡、彷徨和混乱已经基本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复苏。这种复苏，一方面表现在各种社会主义力量从本国实际出发，积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途径；另一方面表现在这些力量通过双边、多边互动，加强交流与合作，努力构筑一种社会主义主体力量的“新型联盟”。
(二)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
世界社会主义在经历三次历史飞跃之后，21世纪以来又发生了诸多变化，“那么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很值得深入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及其“到底是处于低潮还是高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又具有怎样的特征?按照一般逻辑，既然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一系列变化、转型和创新，那么就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原则和战略去认识和理解，而应该以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对其展开考察与分析。据此，有学者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也即“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推动，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既利用资本主义，又在合作竞争中超越资本主义，在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本质功能的同时，又赋予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包容性与成长性的新社会主义。
有学者将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四期并呈”:一是世界范围内反对和变革资本主义运动的集中开展期；二是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化趋势与加强协调联合的国际化趋势的并存发展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上升期；四是处于新一轮衰退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与处于新一轮上升期的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更趋激烈期。
其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到底是处于低潮还是高潮，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这是学界持续讨论的焦点。近年来，国内学界在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基础上，大致得出一个共识性看法，那就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既非低潮也非高潮，而是处于一种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时期。
一方面，21世纪初的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走出苏东剧变后的低谷，转而进入“逐渐走出低潮、在发展变革中谋求振兴”的时期。这首先表现在，经过苏东剧变之后20余年的艰苦努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仅顶住了反共浪潮的高压，而且还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进展，形成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在低潮中奋进”的生动局面。其次还表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新一轮规模较大的衰退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已然使处于苏东剧变之后低潮期的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进入发展长周期中的上升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是开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迈向发展的新纪元。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尽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出现许多新变化、取得不少新成果，但“高潮”仍未到来。因为资本主义危机还远未导致大规模革命运动，共产党的“边缘化”处境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特别是当今世界“资强社弱”格局并未因某一国际事件或危机的发生而根本改变，左翼力量在全球政治中尚未形成主流，世界社会主义仍旧势单力薄。
(三)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前提
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阶段性特征以及高低潮位的不同判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对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的研判和预测，从而对世界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作出不同解读和阐论。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分析。
一是着眼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有学者认为，既然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逐渐走出低潮、在发展变革中谋求振兴”的时期，那么在21世纪切实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繁荣与振兴，就必须坚持世界社会主义的民族性与国际性、地域性与世界性、阶级性与群众性、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有机统一。还有学者认为，要在21世纪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的衰败上，而应当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我们需要为此创造一系列先决条件，概言之，就是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通过实践创新壮大社会主义的整体实力；第二，通过制度创新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通过理论创新续写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而这三方面创新都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迫切而独特的要求。
二是着眼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这种看法认为，既然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已经迁移到中国，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即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势。因此，中国就更加需要抓住历史机遇，运用大国智慧，进一步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作出更大贡献。
对此，有学者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在实践上主要取决于全球无产阶级的有效联合，中国共产党应担负起国际主义使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富有包容性的反帝统一战线，甚至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今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呈现多样性、渐进性、大众性的发展趋势下，构建“同质化理论”和“单一革命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主张。相反，我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从思想理论上抛弃“国际共运”的陈旧观念，主要依靠“成功实证”,即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当前，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新时代，本身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可以预见，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定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现全面振兴。
四、结语：问题与方向
总的来看，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面，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队伍；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有传承，而且在研究对象上有拓展；不仅在各种思潮、流派、政党等具体研究上有深化，而且在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上也有很大进步。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总体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从学科研究范式来看，实际上存在着基本概念以及研究对象、范围、方法之别。
就概念而言，“世界社会主义”是指自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以来、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到现代世界各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过程；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甚至专指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开创、由第三国际所正式确立的共产主义运动。显然，两者之间是前者涵括后者，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共运研究主要是以后者为研究对象，把复杂、曲折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简化为一种单调的“以我划线”“惟我独革”的发展过程。但是，这种研究实际上越来越难以为继。为了使学科建设与现实发展同步，也就有了逐步拓展国际共运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尝试。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研究重点逐渐从历史转向当代，并开始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亚非拉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统统纳入国际共运的研究范围，从而创造出一个“大共运”的概念。苏东剧变以后，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国内关注重点更是转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并试图以此来“替代”国际共运研究。然而，“大共运”的结果是，业已扩大的研究范围与传统狭窄的“国际共运”概念之间产生无法弥合的矛盾；“替代”论的潜台词则是否定国际共运的现实存在，而这又与事实相悖。
所以，现在我们既承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的使用语境不同、内涵有别，也强调它们在规避、超越或消弭资本主义弊端、痛苦和代价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甚至共同性。为此，将两者统合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即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从这一概念出发，进一步开展整体性研究，似乎更有助于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基本态势和主要特点作出准确判断。这也是本文以“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题进行综述的初心与旨趣。
其次，从学科功能定位来看，仍然存在着学理性与政治性之辩。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统一，只不过国际共运学科的政治性更强一些，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以及为什么研究，都很容易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
正是由于距离政治太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共运学科曾出现两种比较极端也比较普遍的倾向：一是用现实解读历史，以“我者”比附“他者”,从而导致学科内容遭受严重扭曲，研究方法和手段实用主义化。二是用历史来确证现实，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观念的重新解读，为当下政策、路线提供理论证明或合法性支撑。这两种倾向的共性是，看似为现实政治服务，但从长远来看往往适得其反，非但不能真正有效服务于政治，反而还会使学科自身深受其害。所以，近年来有学者发出这样的呼吁：国际共运研究不能“随风起舞”,而是应以自身独特学术功能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就现实而言，国际共运学科从来就是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就当前情况来看，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日益被人们关注，学科本身也有了新的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影响。现实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镜鉴，需要我们分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为更好地把握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中应有的历史方位和主体性作用提供政治智慧。
然而事实上，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性、综合性、总结性研究仍然薄弱，学科研究和理论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尚存在差距。因此，如何处理好本学科研究的政治性与学理性之间的关系，既保持其间应有的张力，又促进两者的有机统一，仍然是一个议而未决、有待我们继续追问的问题。
最后，从学科发展方向来看，需要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作进一步深化研究。
现在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即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必须承认我们的研究氛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应承担的使命担当也出现了改变。这不仅为本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要求，更提供了空间。未来无论是为了推动学科发展，还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我们都需要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向上进一步深化研究，有所作为。
二是进一步深化对21世
一是进一步深化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问题的研究。对世界所处时代的判断是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如何理解和把握这里的“变”与“不变”,就成为我们分析判断当今世界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明的那样，立足当前“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既深入阐明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又要深入阐明当今世界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论述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即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还要从时代中心的阶级力量关系及其斗争形式的变化出发，深入阐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主题下之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只有把大时代、小时代中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这一时代主题下的不同时代特征相贯通，才能对其中的“变”与“不变”作出全面、系统且具体的科学判断。
纪世界社会主义总体态势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认识的深化，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首先，要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多样性的认识。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当然也不能局限于一种思潮、一种模式或几个主要国家、主要政党，否则就难以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其次，要加强对于社会主义历时性的追索。社会主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我们分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特征，不能无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也不能以一时一事来论社会主义的兴衰，否则就无法看到世界社会主义波浪式前进的曲折性，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最后，要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国际性的考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是地域性的，更是全球性的事业。今天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原苏东地区的转型国家，也不能孤立地研究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或欧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应该以全球视野，将这些地域性的社会主义置于崭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整体考察。
三是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最大、最稳固的阵地和根据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风向标，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的生长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二者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我们也需注意，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原则，绝不当头，不搞大党大国主义，不向他国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但“不当头”不等于“不作为”。如何“不当头”、不搞“大家庭”,同时又为人类文明和世界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尤其是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点，当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经济上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时，中国又该如何发挥旗帜引领作用?为此，我们不仅要从现实力量格局出发分析中国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的正确方位，更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和未来总体趋势，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策略、途径和方式。这应是我们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根本落脚点。
来源：人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