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传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力量新变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正确把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是正确把握这两个大局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替代物和超越物，社会主义总是伴随前者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甚至形塑着包括前者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国家间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主体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与调整。
一、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国际压力，并在改革开放中稳住了阵脚。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深陷危机不能自拔而经济政治实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崛起，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作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主导力量的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一味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出击，结合时代变迁和各自国情，继续推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推进实践创新，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并形成了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实践是理论之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身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实效来体现，需要通过自身不断改革完善来保障。更何况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它们更需要不断改革实践以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生存、谋出路，那么在经过几十年改革探索之后的今天，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则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才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因此也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把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新常态。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以来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使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提出经济“内循环”,也并非意味着关起国门搞建设，而是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国内经济上新台阶，也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及其巨大成就的昭示和引领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才更加坚定地走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道路。近年来，越南共产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推进国内“革新”事业的同时，不断加大引入外资和市场开放力度，深入参与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朝着建设现代化工业国的目标迈进。老挝人民革命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系列改革措施发展经济和解决债务问题，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为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古巴共产党自2011年六大正式开启“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进程以来，对内强调“芸豆比大炮更重要”,努力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对外积极谋求与欧美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以期为推进旨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朝鲜劳动党也在宣布完成“核导大业”之后，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在2018年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进而揭开朝鲜改革开放崭新一页，现在不仅设立开发区，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实验，而且允许私人承包。总的来看，它们在对内改革上，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包括计划/规划在内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基础上，承认私营经济和市场的作用；在对外关系上，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走和平发展之路；在国家领导力量上，都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工作，淬炼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组织力，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在改革路径上，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本国特色，也都注重学习中国经验。概言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经过改革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推进理论创新，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时代化民族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条弥足珍贵的经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然后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丰富与发展，进而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最新实践。
近年来，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从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各执政党都明确表达了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都对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十九大(2017年)把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纳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越南共产党十二大(2016年)在总结越南革新30年巨大成就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2016年)同样在总结30年“革新开放”事业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革新路线，坚持走老挝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凯山·丰威汉思想。古巴共产党七大(2016年)原则通过了《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模式的理念》这一重要文件，对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特点加以总结和提炼，进一步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蒂思想的指导地位，强调更新模式的目的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朝鲜劳动党七大(2016年)作为该党时隔36年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强调坚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国际革命运动经验”而形成的“主体思想”。
可见，尽管五国对当前自身发展阶段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在思想理论上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目标，都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列作为指导思想。
3.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进一步检验和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朝鲜、古巴因长期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封锁而经济发展受阻以外，中国、越南和老挝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新方向，也以生动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具有巨大潜力的现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今的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效抵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且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表现出色。不管是疫情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绝对数，还是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相对于人口总数的占比，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更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疫情期间相比西方国家国内混乱和国际“甩锅”,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在做好国内抗疫防疫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真正体现国际人道主义的担当与情怀。社会主义国家抗御风险的能力，也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切实检验和生动彰显。
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而且也极大地提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并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借鉴，从而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注入强大动力。当然，迄今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欠发达国家，都还没有真正建成现代化。在“资强社弱”的现实背景下，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面临着境外敌对势力颠覆、渗透、打压的共同压力，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防止腐败滋生和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共同问题。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左冲”“右突”,不断拓展活动空间
除了共产党执政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一个主体力量，那就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它们在实践方面作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不仅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变化的影响，也受到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情况的影响。它们曾一度迫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内外压力，要么右转而迷失自我，要么固守而在政治生活中被严重边缘化。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非社会主义国家坚守下来的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我革新、调整和重组，“左冲”“右突”,拓展活动空间，努力提升地位和影响力。
1.所谓“左冲”,是指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曾经右转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世界尤其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思想、理念和行动的重新激进化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是由于不满社会民主党的蜕化而从中独立出来或者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因此，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在政策主张和具体行动上更为激进或更具革命性成为其基本身份标识。但是，经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普遍右转，革命性的一面相对弱化，妥协性的一面日益彰显。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尤其欧美国家政治极化，原以为已经中产阶级化的社会重新回到两极化，阶级和阶级斗争也相应地重返欧美政治舞台，这无疑为发达国家共产党重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机遇。于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出现了重新向左转的现象和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简单地从议会民主道路回归到暴力革命道路，而是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重大事件历史节点举行纪念活动，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强调革命道路。不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重要代表人物诞辰的周年纪念，还是各政党自身成立的周年纪念，尤其是百年纪念，这些共产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包括召开会议、组织论坛、发表文章和倡议等，借此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反思、探讨道路选择。最近几年，相继围绕十月革命100周年(2017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1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2018年)、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2019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2020年)以及一大批共产党建党百年等，各种纪念活动特别频繁且集中。例如，为了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19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不仅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进行了充分肯定，而且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了未来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意共领导人马可·里佐(Marco Rizzo)在大会发言中明确强调：通过议会选举来“夺取”国家政权是不现实的，共产党人应该在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开展议会外斗争，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在这之前，2017年1月，欧洲共产党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类似的纪念活动，英国新共产党的总书记安迪·布鲁克斯(Andy Brooks)在会上也同样强调了：社会主义不能通过选举来实现，只能通过革命来赢得，而这一革命只能由革命的党，一个受到工人阶级紧密拥护的起领导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来领导。
二是召开代表大会，研判形势，重提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目前，除了原苏东地区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作为合法政党在活动，每隔几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是其合法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最近几年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来看，一方面，它们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研判，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甚至战争风险依然存在。比如，德国共产党22大、希腊共产党20大、澳大利亚共产党13大等就作出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它们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政策进行讨论和调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班牙共产党在2017年12月召开的12大第二阶段会议上，重新将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恢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制定了构建更为积极的议会外行动战略，推进更广泛左翼力量团结以实现联合左翼向社会运动转型。作为欧洲共产主义三个创始党之一的西班牙共产党，曾是抛弃列宁主义的急先锋，现在它的这一调整将预示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一度“右转”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出现“左转”态势。而这种“左转”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议会道路的局限和不足，意味着它们开始对长期以议会斗争为中心的路线进行修正，并有可能“回归激进政治传统”。
三是参与、支持甚至直接组织群众性社会运动，重新走向街头政治。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鉴于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结构由橄榄型到两极化、政治从包容到极化、原有的福利制度不断被收回或取消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在思想意识和理论政策上出现“左转”趋势，而且也在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这一趋势，由议会政治转向街头政治。首先，在西方社会近年来相继出现的大规模的反新自由主义紧缩运动，如“愤怒者运动”“占领运动”“黑夜站立运动”“黄背心运动”等，西方国家共产党都有参与其中并给予积极声援。其次，为了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反对极右势力的进攻，这些共产党还积极组织和参与反种族主义、反私有化、反性侵等社会运动。比如，2017年3月4日，加拿大共产党同时在60多个城镇举行谴责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运动的集会，呼吁所有被迫害者团结起来，打击种族主义势力;2017年，爱尔兰共产党为谋求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亲自组织发动了“水权运动”(Right to Water),进行全国性示威游行，以阻止政府将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同样也对2017年以来的“反性侵运动”(ME TOO)给予关注和支持;等等。通过组织、参与和支持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反资本主义体制、秩序的街头斗争来争取和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近年来非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西方国家共产党体现自我存在和影响的一种现实选择。
2.所谓“右突”,是指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选择议会民主道路，希望在资本主义既有的制度框架下通过选举彰显力量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有向左转、“回归激进政治传统”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选举政治。相反，它们只是将这种“左转”“回归”作为争取选民的筹码和手段，仍然将参加议会或总统选举、争取尽可能多的席位进而参政或执政作为体现存在、检验力量和彰显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平台。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也有放弃革命道路而选择议会道路的尝试。总的来看，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选举政治中呈现出既有突破也有下滑甚至衰败的喜忧交织的局面。
一方面，“喜”的是一些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一度成为参政党甚至执政党。比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PCdM)先后于2001年、2005年连续赢得两届议会选举，成为执政党，并成为当时欧洲大陆唯一获得执政的共产党。2008年，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CPN(M)]相继赢得选举，成为金融危机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的“双子星”,甚至被视为“开创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新实践”。尤其是后者，由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重组而成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CPN(Maoist Centre)]和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CPN(UML)]组建左翼政党联盟，在2017年选举中再次赢得大选，并于2018年正式合并，成立尼泊尔共产党(NCP),从而成为尼泊尔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党，也是当今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独立执政的共产党。2018年，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SCM)由于支持少数派政府组阁，而首次进入内阁。南非共产党(SACP)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自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首次大选以来，一直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组成三方执政联盟，成为南非的执政党之一。这些共产党的参政、执政，证明了它们在这些国家的独特政治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也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某种局部性突破，无疑是它们在选举政治中取得的可喜成就。
但是，“喜”中也有“忧”。首先，这些共产党的执政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取得也是在这种框架中运行，在其执政期间国家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执政地位并不稳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度作为欧洲大陆唯一执政共产党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于2009年选举失败后一蹶不起甚至被执政当局视为“非法”,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也在2013年和2018年两次总统选举中连续落败、风光不再。其次，当前仍然处于执政地位的几个共产党也分别面临各自不同的发展困境。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经过长达10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尼泊尔君主制，但是它最终并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选择了解散军队、交出武器、加入议会政治，而加入议会政治后，如何巩固选民基础而又不被议会斗争异化是其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通过支持少数派政府组阁而加入内阁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党员人数持续减少；作为“三方联盟”成员参与执政的南非共产党在执政联盟中依然是弱势的一方，这也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和参政地位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忧”的是大多数共产党在各级选举中接连下滑受挫，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日益被边缘化。比如，作为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好的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在2017年日本众议院选举中遭遇下滑挫折甚至是严重“衰败”,所获席位由上一届2014年的20席下降为12席，一改其在2016年参议院选举时通过在野党统一战线取得过比较理想的选举成绩的态势。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当今西方社会左翼政治最为发达的欧盟地区的共产党，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除了比利时工人党(PTB)(1个席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2个席位)、希腊共产党(KKE)(2个席位)、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1个席位),以及葡萄牙共产党(PCP)和丹麦共产党(DKP)通过参与红绿联盟而分别获得2个和1个席位，西班牙共产党联合“我们能”党(Podemos)共同赢得6个席位以外，其他共产党基本上都是铩羽而归、毫无斩获。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后继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经历了遭禁、重建、崛起、挫折、调整等曲折的发展历程,现在已从议会中第一大党降为第二大党，在2016年的第七届杜马选举中仅获得42个席位，不仅远落后于统一俄罗斯党，而且相比自己前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也有很大落差(前两届分别是57席和92席)。作为目前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CPI(M)]尽管仍然是全国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但是在2011年丢掉了连续执政近30年的西孟加拉邦，之后又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丢掉了执政25年之久的特里普拉邦，现在仅在克拉拉邦拥有执政权。在拉美地区除执政的古巴共产党以外，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巴西共产党曾连续14年(2003—2016年)参与由劳工党主导的左翼联盟政权，但是在2016年右翼“阴谋政变”之后，与劳工党结成的竞选联盟参加2018年全国大选，结果败北，不仅失去执政伙伴地位，而且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的席位均有减少。
当然，“忧”中也有鼓舞人心的新现象。那就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比利时工人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有所斩获的共产党，基本上都是倾向于“回归激进”、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党。尤其是比利时工人党，作为比利时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也是比利时最大的激进左翼政党，近年来在欧美政坛向右转的政治氛围下，积极参与并组织了针对财政紧缩等的工人罢工和反对气候变化的抗议活动，2019年不仅在国内大选中获得了12个席位的好成绩(2014年获得2个全国议会席位),而且首次进入欧洲议会，赢得1个席位。比利时工人党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凡是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积极斗争的地方，它们就在这些地方获得了胜利。
显然，近年来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在根据国内外形势和自身情况对指导思想、活动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以努力拓展活动空间和提升影响力。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共产党已不再囿于议会斗争而一味地放弃革命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是“向左转”,更加激进，更加重视议会外斗争和社会运动，努力将议会选举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共产党也不再像历史记忆中的那样只注重暴力革命而否定议会政治，也有“向右调”的情况，变得温和，尝试着通过议会选举赢得执政。这种双向调整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与交织，意味着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活动空间的扩展，进而也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当然，这种调整也存在某种局限性，因为它们始终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竞争压力：向右调、讲妥协，比不了传统主流左翼社会民主党；向左转、论激进，赶不上新近崛起的左翼民粹主义。再加上这些共产党大多边缘弱小，内部派别众多，很难进入政坛，即使“左冲”“右突”赢得执政，也都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活动，无法集中力量制定出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战略。而选举政治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很难说它们已经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更何况，一些国家共产党尤其是中东欧地区一些国家比如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共产党近年来陆续遭遇执政当局暴力搜查、逮捕、不公正审判等各种形式的攻击和迫害，还面临生存问题。国际上一些右翼势力还不断地污蔑和攻击共产主义，2019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洲纪念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决议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就是例证。因此，总的来说，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还在探索之中。
三、资本主义国家广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开始复苏，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需要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主导力量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及其现实成就来发挥引领作用和提振信心，需要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这一领导力量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来更好地发挥组织和影响力，还需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雇佣劳动者这一基础性力量的觉醒和行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雇佣劳动者始终是各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运动始终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削弱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撑。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民主失灵等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重返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空间。
1.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开始回归、复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曾一度使广大雇佣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也使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将自己归于“中产阶级”的行列，而否定自身工人阶级身份和阶级政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伴随“历史终结论”甚至出现了“阶级斗争终结论”,阶级意识、革命概念更是进一步淡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视野。
然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广大雇佣劳动者的“中产阶级”幻想。为了应对危机，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和福利改革，将危机带来的灾难转嫁到劳动者阶层身上。曾经自以为是“中产阶级”的所谓白领，在危机面前同样面临失业、资产缩水、工资下降等现实压力，他们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更为明显和严重，因为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失业更多的往往并不是蓝领工人，而是白领工人。于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又重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再无产阶级化，一方面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使劳资谈判能力失衡，工人阶级的整体处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变化让雇佣劳动阶级逐渐认清无论过去是“富人”还是“穷人”,“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的对象，处在被剥削控制的地位。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开始从昔日的中产阶级梦幻中醒悟过来，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归属问题，阶级意识开始复苏，阶级认同感有所提升。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受访者由2008年的53%下降到2014年的44%。另外，近年来在西方社会出现的“《资本论》热”和“马克思热”,从本质上来看，也是这种“复苏”的一个注脚，广大雇佣劳动者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希望回到马克思主义，以从根本上找到经济危机的根源，找到摆脱经济危机进而实现自身解放的良药与方案。
2.维护工人权益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近年来，伴随金融危机而来的不仅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复苏，而且还掀起了一轮罢工运动热潮。无论是罢工的频率与规模、形式与结果，还是罢工运动的性质与影响，都一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工人运动普遍低迷的状态。
就罢工的频率与规模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地区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各国之间以及在不同年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罢工的频率、规模以及激烈程度与各国经济状况密切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身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重灾区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罢工运动异常频繁，连续爆发反紧缩抗议，而且抗议规模不断扩大，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工人上街游行、集会和罢工。即使是近年来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失业率一度达到历史新低且工会力量一向相对薄弱的美国，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2018年也有48.5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和停工，这是自1986年以来罢工和停工人数最多的一次。2019年9月，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此次罢工不仅创造了50年来全美汽车工人罢工新纪录，也是自2007年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罢工。
就斗争形式与结果来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业内或部门内大罢工接连不断。这种罢工运动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资方拒绝续签工作协议、裁员、降薪、削减工作福利等而引发，由行业工会组织发动，规模相对较小。但由于涉及一些特殊行业，社会影响不容小觑。比如，2011年澳洲航空公司员工罢工、2018年法国铁路工人罢工等都是在行业工会的组织领导下，一度导致国家交通瘫痪，社会生活出现混乱，最终促使劳资双方重新签订工作协议，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罢工工人的诉求。二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国性大罢工在多国接续上演。这种罢工运动主要是由于各国政府采取减少财政支出和公共部门岗位、削减福利、加税等紧缩政策所引发，由全国总工会或数个行业工会联合发动，规模和社会影响都相对更大。比如，2008年3月，为反对希腊政府推出的养老金新政和一系列福利削减政策，希腊近1/3的人口参加罢工，而且这场罢工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影响深远，整个社会几乎一度陷入瘫痪。2011年11月30日，英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引发了全国大罢工，交通、医疗、教育、公务员各大行业工会共同发起，各大城市同时举行，200多万公共部门员工参与，成为英国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运动。这样的罢工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发生。比如，2015年9月2日，为了抗议莫迪政府试图推动的劳动法改革，印度工人爆发全国性大罢工，在10个大型工会的支持下，来自银行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近1.5亿工人参与了罢工，并成功地阻止了议会对劳动法改革计划的通过。
就斗争的性质与影响来看，这一轮罢工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秩序范围内、具有合法性、争取捍卫劳动者自身经济利益的经济斗争。尽管其间偶有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使罢工演化为暴力事件或骚乱而遭到镇压、草草收场，但是大多数罢工运动都是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温和有序地进行，而且大多产生了直接的社会后果。其后果或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使各国社会运行几乎一度陷入瘫痪；二是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使本国政府在推行紧缩政策上作出让步，使劳资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有利于劳方的工作协议；三是直接提升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工会的热情，工会入会率大大提高，在共产党与工会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南欧诸国，还强化了共产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影响。
事实证明，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然后才能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而工人在联合基础上取得的哪怕是非常有限的一点成绩都有助于促使工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时，“他们便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从这个逻辑来看，可以说，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是危机下各国劳资矛盾、劳动者与政府间矛盾不断激化的直接反映，更是广大雇佣劳动者阶级意识复苏的结果和表现，而阶级意识的回归和罢工运动热潮的到来便是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一个体现。而且，现在的工人运动不再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融入新社会运动来体现自身存在，而是越来越多地独立开展活动以争取自身利益。
3.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还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愤怒者运动”“占领运动”“黑夜站立运动”“民主之春运动”“黄背心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尽管这些运动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阶级运动，更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从其爆发的起因、喊出的口号以及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和影响来看，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反人民本质的批判与抗争。
就起因和诉求来看，显然这些运动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由不同事件所引发的。比如，2011年在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因为一家非营利反主流网络杂志在社交网站上发出号召，要求人们在美国宪法日占领华尔街，以表达对美国金融制度偏袒富人和大公司的不满。结果，“占领运动”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迅速蔓延到全美、整个西方甚至东南亚。2018年秋冬在法国巴黎开始的“黄背心运动”,起因就是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结果引发普遍的抗议运动，甚至发展成为法国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2020年发生在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其实就是由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裔男子窒息而死引发的抗议，抗议活动很快蔓延到全美上百个城市，等等。相应地，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与诉求也非常多元。“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我要工作”的口号，后来他们甚至直接喊出了“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犯罪”等口号，他们的诉求也从一开始要求对华尔街进行严格的监管衍生出多种诉求，如提供就业岗位、解决抵押贷款、解决贫富分化、提高富人税收、消除金钱政治、反对继续参战、推动就业法案等。“黄背心运动”也从一开始单纯地抗议油价过高演变成后来直接喊出“反对马克龙改革计划”“富人总统马克龙下台”等口号，甚至提出“创建公民提议的全民公决”,希望通过由公民发起的全民公决来直接参与决策和决定国家命运。“黑人人权运动”同样也不是仅仅抗议警察暴力，而是包括了反对种族歧视等各种社会不公。这些运动提出的口号和诉求已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要求改善民生，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甚至直接要求结束金钱政治，消除资本对政治的影响。这不仅反映了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各种不满，也表明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金融危机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就形式或模式来看，新近出现的这一轮社会运动是由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发动和组织的自发性大规模抗议斗争。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动者在自己的组织网站上所自我描述的那样：“运动是由多人种参加，无性别歧视和采用政治劝说方式的无领导抵抗运动。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是再也不能容忍1%的贪婪和腐化的99%。我们用‘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策略来达成我们的目标并鼓励运用非暴力手段最大化参加者的安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的共同特征，即各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通过非制度化方式表达不满，力图推动社会变革,同时又明显呈现出新的迹象。一方面，这些运动仍然是自发的，既没有工会组织发动，也没有政党组织领导，而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利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在短时间内大范围地发动和联系尽可能多的各阶层民众同时采取行动，从而使这些运动表现出没有组织的强大组织力。另一方面，这些运动仍然是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只有工人阶级参与的工人运动，但是这些社会运动开始与工人运动交织互动。这种交织互动意味着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形成合力，也意味着新近出现的社会运动已经不再拒绝阶级政治，至少不再像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各种新社会运动那样总体上是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阶级运动的面貌出现。
就现实影响来看，首先这些运动局部地影响了资本主义政府政策的制定。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一些诉求后来就成为美国的政治议题，“黄背心运动”更是直接迫使马克龙政府宣布暂停征收碳排放税并答应拨款100亿欧元帮助贫困人口渡过难关。其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构成直接冲击。各社会群体在跨阶层跨国界的社会运动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普遍表达不满并提出诉求。虽然在社会运动中提出的问题和诉求，相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属于次要问题，但是它们提出的这些新压迫问题，与阶级压迫一样是资本主义分工和积累过程的产物，这些社会运动反抗这些压迫的斗争也间接地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再次是提升了广大民众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人们在运动中意识到大范围的抗议运动可以比议会投票更能成功地逼迫政府让步，人们不再像原来那样将偶然爆发的社会抗议运动看作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装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对抗资本特权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尽管这些运动一般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未能质疑这一体系的经济基础”,一般也由于自身普遍存在的议题分散、目标分散和组织分散等问题而最终在部分目标达成或执政当局的镇压下中道衰微，甚至昙花一现，但是，它们毕竟是较为成型的反对现存制度及其政策的群众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它们所传递出的变革诉求，更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变迁的重要力量；它们的发展，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变迁朝着符合更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国际视野中公共利益的平衡与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把这些运动看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至少“是一种较低层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高涨，也就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又一个新的迹象。
显然，阶级政治的回归以及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再次勃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和普通民众的普遍不满，而这些反映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诉求的抗议示威活动，对资本主义构成了现实的反思、批判和冲击，也教育并动员了民众。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的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交织互动，呈现出联合起来共同构成反对资本主义主体力量的趋势。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当然这种回暖不等于高潮，人民的抗议运动并没有促发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到来。因此，为了保护好这种斗争并将其真正引导到社会主义运动的轨道上来，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政党尤其共产党参与其中并给予支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现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比以前有很大的高涨”。
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之间“合纵”“连横”,强化相互协调、团结、合作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的运动，“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前，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世界日益分裂为全球资本家阶级和全球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爱好和平和破坏和平的两种力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同样处于受剥削的命运和境地，只不过受剥削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进入21世纪，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极右势力的共同进攻面前，包括各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在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在通过双边、多边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逐渐形成一种多层次、宽领域、网络化的新型联合形式。
1.国内层面的联合
这个层面的联合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党联合。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般都很重视参加各种选举活动，但是这些政党本身一般相对弱小边缘，所以往往通过与其他在野党尤其是在野的左翼政党组成统一战线联合参加竞选或执政。比如，日共近年来一直注重联合其他左翼政党，2016年参议院选举之所以获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其在选举前联合社民党等组建的“在野党统一战线”。当然，这种联合在冷战时期就存在，如20世纪70年代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结成左翼联盟，80年代还有过一段短暂的执政联盟。冷战结束后的意大利，中左与激进左翼的联合也曾存续过十余年(1994—2007年)。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原来就有的激进的共产党与中左的社会党联合组成竞选联盟或在野党统一战线以外，更为常见的是欧洲国家共产党、社会党与绿党共同结成竞选或执政的“红绿联盟”。如葡萄牙共产党就长期与葡萄牙绿党组成竞选联盟一起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并在最近一届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2个议席的好成绩。当然，这种为了选举而结成的联盟或统一战线本身也是脆弱和不稳定的，经常由于内部选举战略与策略选择的分歧而走向分裂。
二是加强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工人运动一度低迷，一般都是通过融入各种社会运动以体现自身存在的，但是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工人运动在越来越多地独立开展活动的同时，也出现与社会运动相互配合的趋势。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工人阶级继续参与并支持各种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各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也在支持工人斗争，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2年5月1日酝酿并发动了几乎全美范围内的“五一”大罢工。
三是加强政党、工会和包括罢工运动在内的各种群众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当前，这种联合主要呈现三种形式。(1)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运动基本上是由各行业工会或几个工会联合组织发起，共产党等左翼政党一般参与其中并给予支持，但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事实证明，是否由工会发起和组织往往最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罢工的最终结果，而罢工运动的结果也反过来有助于扩大工会组织的吸引力。而且，越是与工会联系紧密并积极参与斗争的共产党，越是能在议会选举中有比较出色的表现。(2)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一般更倾向于通过新媒体进行组织、动员和联络，而与左翼政党甚至工会领导无关。当然工会和共产党一般都会对其给予关注、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其中。相对而言，在工会组织更为发达的欧洲更倾向于通过工会组织的罢工来表达不满和反抗剥削，并取得一定效果，而在工会组织不发达的美国，广大民众更倾向于通过社会运动来表达不满和反抗，但是结果往往不了了之。(3)社会运动“政党化”。轰轰烈烈的各种社会运动往往由于其固有的自发性、去中心、非组织化等特征而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资本主义政府的政策走向，在这样的现实困境面前，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开始反思和重塑运动。西班牙政坛上的第三大党“我们能”党就是在“愤怒者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该党从未公开宣称自己是左翼，也从未使用过“社会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等彰显左翼政治身份的词语，但是它放弃了运动所崇尚的反政治和反政党参与观，重新回归代议机制进行价值表达和利益博弈,从而开启了社会运动“政党化”的新气象。类似“我们能”党这样的激进左翼政党，坚决地反紧缩、反新自由主义，也成为与极端右翼势力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2.国际双边互动
这种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近年来，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五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层互访不断，加强党建、政治体系建设、融入国际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交流，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合作成效显著。
二是各国共产党在重大事件和问题上相互支持和声援。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纷纷发来贺电或发表声明和文章表示祝贺，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讴歌。在中美贸易战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各国共产党也对我们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针对美国政府对朝鲜和古巴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性言论和各种制裁行为，各国共产党同样发表声明，在对美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朝鲜劳动党和古巴共产党以及两国人民针对美国干涉主义政策进行斗争的坚定支持。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正义斗争也同样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大力支持和声援。2017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共产党在悉尼召开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驻澳使馆代表作为嘉宾参加开幕式，中国大使馆代表还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现在，发展党与党之间的双边关系，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国际联系、交流经验和相互支持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的联系与合作，已经结出硕果，发挥成效。比如，中国、老挝两国率先建立“中老命运共同体”;古巴、委内瑞拉两个左翼政党执政国家强化双边关系，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向古巴提供原油，古巴则向委内瑞拉提供教育卫生援助。
3.区域层面的联合
这种联合主要表现为政治光谱相近的政党的地区性合作。在欧洲，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激进左翼政党为了协调欧洲议会选举政策，把分散在各国的左翼力量整合起来，2004年来自欧盟成员国的15个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意大利罗马宣布成立欧洲左翼党(EL),主张在政治上建立“另一个欧洲”,即民主的、福利的、生态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和平的欧洲。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26个成员党的规模，主要是在欧洲议会选举前一年召开会议进行集体协商、统一选举政策和策略。与其相对的是2013年来自欧盟以及欧盟之外的27个欧洲国家的2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ICWP)。该“倡议”不是为了协调欧洲议会选举政策，而是为反对欧洲一体化而致力于“加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与协作”,围绕欧洲自身问题举行会议、发表声明、支持成员党在议会内外的斗争并组织和动员工人开展斗争。在欧洲，除了这两个在欧洲议会外进行合作的平台以外，还有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EUL-NGL),这是包括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欧洲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内的联合，党团代表主要来自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的议员，他们以党团的集体力量在议会内采取行动。比如，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产生的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拥有41个议席，他们强烈谴责欧洲议会多数议员通过的意图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欧洲纪念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决议，并予以坚决反对和拒绝投票。此外，在欧洲还出现了超越政党的大联合。2017年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一届欧洲左翼论坛，也称“马赛欧洲论坛”,这是一个汇集了来自欧洲各国左翼政党、工会、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的年度论坛，论坛旨在反对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并为建立一个和平而富有表现力的社会的欧洲而努力。在拉美，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尤其是针对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2004年，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查韦斯提议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多米尼克、尼加拉瓜等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纷纷加入，成员国之间强化战略联盟与合作，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集体围攻，从而成为拉美左翼力量联合的重要组织。在西亚北非地区，2011年在黎巴嫩共产党的组织筹备下成立了“阿拉伯左翼论坛”(The Arab Left Forum),每年集会，目前有成员政党28个，已经成为阿拉伯左翼政党之间联系、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4.全球层面的联合
这种联合既有同质政党间的国际会议，也有更为宽泛的泛左翼论坛。前者主要有1998年由希腊共产党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IMCWP)。通过这个国际会议，与会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交换各自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看法，交流各自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出共同声明或呼吁。20多年来，这个国际会议影响越来越大，不仅走出欧洲，先后在世界各大洲轮流召开，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其中的参与度和参与规格也越来越高。国际金融危机前举行的8次会议，前7次都是由希腊共产党主办，第8次会议由葡萄牙共产党主办。在这8次会议中，中国共产党先后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2002年、2005年和2006年3次会议。金融危机后，这个国际会议开始走出欧洲在亚非拉地区召开，中国共产党开始由观察员转变为正式代表更为频繁且深入地参与其中，其中仅2011年缺席，2018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作为工作组成员参会，参加了会议筹备(国际工作组)的相关工作。此外，2016年，越南共产党作为主办方成功举办了第18届会议，获得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广泛赞誉。2017年，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派高级代表团出席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19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可以说，现在这个国际会议已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加强联系、交流思想观点和工作经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多边交流平台上，一直有不少共产党提议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建设，甚至呼吁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有的政党甚至直接呼吁由中国共产党主持创建这个国际组织。
作为更为宽泛的世界范围内的泛左翼合作形式，目前主要有四大论坛。一是1990年由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倡议召开“圣保罗论坛”(S?o Paulo Forum),当时有13个国家的48个政党和组织代表参加。现在这个论坛不仅是拉美地区共产党、左翼政党的年度盛会，也已发展成为世界左派政治力量的大聚会。与会代表就各国工人运动形势以及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进行广泛讨论与交流，发表声明，支持相关国家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二是2001年开始的由巴西劳工党发起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是一个与富人俱乐部“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的世界左翼力量汇集的会议，不仅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消除贫困、保护弱势阶层权益的共同目标，而且一度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三是2004年从“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分裂出来的“全球左翼论坛”(Global Left Forum),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露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商讨左翼的抵抗策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尤其是要帮助组织、培育和塑造全球范围内的抵抗力量。四是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倡议发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World Socialist Forum),现已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联系的坚实纽带，我国对外宣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窗口。这些会议或论坛，每年一次，每次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左翼学者代表与会，分析形势、交流情况、提出任务、协商对策等。
显然，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各社会主义主体力量正在通过双边、多边互动，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努力构建一种基于国内、国际、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等多层次，通过会议、论坛等多平台，涉及反霸、维和、促发展等多议题的纵横交错的“新的社会主义主体力量联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逐渐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各主体力量孤立抗争走向一种新的团结合作，从而将分散的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整合起来。当然，这种团结合作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局限。比如，相比一国之内的工人运动及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加强趋势，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相对弱化，尤其是发达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仍然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联合；再比如，各国共产党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指导思想、政治主张、组织形式以及发展道路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即使是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等合作过程中，它们也往往很难就一些重大问题形成某种有效的协调一致的战略策略和实际行动。更不要说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之间了，它们之间往往还会存在相互竞争甚至对抗的现象，欧洲共产党工人党“倡议”与欧洲左翼党之间的分裂就是例证。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所谓“全面”,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主体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就各社会主义主体力量而言，五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改革开放中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等各种考验，而且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重要推动力量；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左冲右突、不断拓展了各自的活动空间，而且通过各自的探索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可变性，革命道路与议会道路之间不是天然对立的，更不是绝对地分属于东西方，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可以选择议会道路，发达国家共产党也可以回归激进；世界范围内尤其欧美地区的广大雇佣劳动者“阶级意识”开始复苏，不仅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而且两者之间交织互动，共同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构成巨大冲击。就社会主义主体力量之间关系而言，各力量主体之间愈益强化相互联系、协调与合作，多层次、多平台、网络化的新型联合已然出现，并逐渐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孤立抗争走向各个层次的团结合作，“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的规模优势”。所谓“深刻”,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力量的结构性变化而呈现出基本特征的变化。相对于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爆发期、急速分化期、矛盾凸显期，社会主义开始进入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引领作用上升期、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生存空间扩展期、反对和变革资本主义的各类社会运动集中爆发期、社会主义主体力量大联合重新塑造期。这些变化的叠加，说明社会主义影响在扩大，形象在改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低谷，已经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高潮。这无疑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大表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