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涛：“重访恩格斯”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启示
我们重温恩格斯这一思想巨人的经典著述，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这位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缅怀其思想历程，追思学习其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更重要的是研讨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从其经典文本中汲取澎湃磅礴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为我们应对这波谲云诡、愈变愈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哲学定力与战略思考。在现时代，“重访恩格斯”，重温马恩的如下三大经典学说，对于我们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将恩格斯思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启示。
重温唯物主义学说，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社会主义学说坚定、明确地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见解。唯物主义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是所有理论中最基本的普遍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的命脉所在。在众声喧哗、文本狂欢的“后真相”时代，重温唯物主义学说，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毋庸讳言，一段时期以来，那种忽视现实社会生活基础的所谓“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有泛滥成灾之势，在电子复制技术的加持下，特别是在畸形功利考核机制的诱导刺激下，不少浮躁的学人为了眼前的实惠，“不深入纷繁的现实运动居然能炮制出许多‘指导现实’的文章，不查阅浩瀚的典籍资料就能写出学术价值不高的文学、哲学、史学专著”。这种脱离了“地气”的知识生产方式，必然蜕变成一种漂浮在缺乏现实关怀和历史内容的空中之物。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若想避免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就既要解放思想，更要实事求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重温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恩格斯率先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并作出多方面的探索，奠定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并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深刻洞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形式，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自我扬弃和自我否定的运动规律，准确把握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当代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地具有与马恩时代不同的诸多新特征，跟踪并研究这些新特征、新变化无疑是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国内学界对当代资本主义诸多变化的解读有盲目地追新逐异、割裂现象与本质的倾向，未能很好地处理资本主义的“变”与“常”——也就是变与不变的关系。不少学者热衷于跟风使用诸如“福利资本主义”“景观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之类的新概念来标定和归纳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但他们恰恰忽视或遗忘了，这些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依然要受到作为制度而存在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垄断资本逻辑的支配和规训。因此，要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依然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学的思路，透过现象看本质，依据垄断与积累的关系、生产技术革命、社会阶级冲突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审视外在变化中的资本主义之变中不变，深刻把握其内在规律性。
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其晚年，面对19世纪末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锁匙，深刻剖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动因，并且准确预言了大国体系走向全面崩溃的历史结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世界又进入一个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重大历史转型期。这就要求我们重拾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穿越各种意识形态的迷雾，更深刻地剖析当今的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从而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与挑战的物质和心理准备。
重温《自然辩证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恩格斯在生态问题尚不突出的19世纪，就天才地预见到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就一定会遭到大自然报复的观点，构成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发展和重要补充。一个真正的哲人必然是深邃的思考者，也必然是对那种取近利而贻远害的盲目实践的批判者。众所周知，今天整个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由技术所驱动的“加速主义”时代。随着人类实践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广阔，随着人类联系的日益密切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高风险状态。而人类在每一次实践探索中，其理性总是有限的和不完善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实践保持一种审慎的批判向度，对自然与生命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能肆意破坏自然的和谐与秩序，更不能肆无忌惮地以满足个人私欲来毁坏生态环境，而要学会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安全是1，发展是0，没有这个1，后面再多0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当然，只是守着这个1，没有更多的0，这个1最终也守不住。我们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给实践套上伦理的囚笼，让实践成为道德法则的奴仆；为发展构筑安全的屏障，让快速发展不至于成为颠覆自己的力量。
更为关键的是，“加速主义”时代，我们格外需要恩格斯这样超凡的理论预见力与前瞻性思考。例如，“加速主义”时代的哲学研究不应该只是黑格尔所讲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后起飞”，而应该成为高卢雄鸡，不仅能报晓，而且能够为人类提供预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非常生动而精辟的论述，体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远的战略眼光，其内在的致思理路，可以说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思想一脉相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会。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中国马哲史学会马恩哲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江海学刊》杂志社副总编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