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茂林：从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到主体与结构的张力——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观新探

摘要：国内外学界对于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核心观点为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通过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认为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张力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以说，两部文本构成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完整演化图景。在安德森看来，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就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历史，主体与结构关系问题的解决过程构成了其演进的更深层动力，最终却以人本主义与“人已死亡”的对立宣告逻辑终结。把握安德森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必须在文化霸权范式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演进过程中进行。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文化霸权

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已经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本文认为，需要在原有学术成果基础上发现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理论价值，辨析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思想关系，从而将这一问题置于安德森思想演进的图景之中进行解读。这对于安德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具有补白意义。

一、理论与实践的脱离

学术界对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持有不同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2]认为，安德森扩大了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段忠桥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误解”[3]，也并非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在戴维·马基高的《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4]一文看来，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于种种困境。《走出佩里·安德森的“西马”——重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指出，不能把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以普世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因为它只是一种英国化的阐释，“不能有意无意忘记了这些论断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忘记了英国化只是本土化的具体形式之一”[5]。

我们认为，国内外学界对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主要依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一书，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蕴含更为深刻思想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的探究，需要首先梳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这样才能发现安德森这一思想的完整演进过程。

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6]41，这一结论来源于他所考察的1918年至1968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卢卡奇、柯尔施及葛兰西，都是所属政党的领导人，他们的理论是在领导或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他们的理论与革命实践联系密切。然而由于他们处于共产国际在西方共产党推行斯大林化时期，形势迫使卢卡奇不断做检讨，柯尔施因拒绝接受共产国际批判而被开除出党，葛兰西因被抓入意大利法西斯监狱最终在狱中病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中断了。此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与政治脱离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是其代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法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斯大林化运动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几乎没有理论创新。斯大林化运动对意大利影响较小，但是由于他们将葛兰西理论教条化，因而也乏善可陈。

在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方面，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理论特征指认为，“在创作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是一片空白”[6]62。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上述的革命低潮与斯大林化运动，也与青年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密切相关。《手稿》的发表，掀起了重新探讨马克思思想本质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被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的关系被重新认知，最终造成了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这造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回抽象哲学的第三个特征。

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回抽象哲学的另一个原因归结为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安德森指出：卢卡奇对其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主要范畴的“物化”是受到了齐美尔的重要影响，而“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的观点则源于黑格尔而非马克思；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本质上是与克罗齐进行对话；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萨特的理论重要来源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阿尔都塞则受白歇拉尔、拉康等人的影响；《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则对马克思影响深刻。

文化艺术美学领域集中了主要创新成果，是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指认。阿多诺、列斐伏尔、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是这方面的代表，这种从政治经济学到文艺的主题转换，也成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6]97。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反映了一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所写的全部著作，其内容之广博、种类之繁多，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6]100。

我们发现，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上述特征认定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安德森看来，一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就是围绕着“理论与实践”主题的发展史，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扉页上引用了列宁的著名论断：“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6]6他说，“贯穿全书的这个主题的前提，当然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被传统地视为规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身的课题”[6]135。以此为标准，安德森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从而更为清晰地界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与思想语境。

安德森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是他们出生于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前，因此，他们的丰厚理论成果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系统分析，但缺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系统思想。安德森指出，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四位理论家，总结而非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希法亭出现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对外垄断已经完成，他们的理论主题是分析帝国主义和创立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与策略。前一个主题的成果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资本积累》。第二个主题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列宁的著作中，他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依据变化的革命形势，领导俄国革命胜利，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斯大林主义兴起，理论的探讨在苏联已经丧失历史条件，在苏联以外的地区，由于资本力量的强大，革命实践没有获得成功。安德森由此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已经不可能，因此，就西欧地区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将他们指认为第三代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安德森的上述判断中有诸多正确的部分。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产物，但这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不仅包含着关于阶级斗争的指导原则，也包括关于斗争的具体策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31，并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特征，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政党必须使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工人协会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自我建设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指出，“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提升，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7]198。

我们认为，安德森对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但却将眼光局限在一时一地，忽视了广大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这不仅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实际上随着安德森本人思想的进展，他自己也逐渐修正了这一观点。20世纪末期安德森提出了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后现代性的要义在于西方国家成为后现代性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所组织成的世界体系的新格局是后现代性的世界性本质的核心内容，世界体系呈现出多民族竞争的多元态势，而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性遭遇了由后发民族国家在政治、军事、文化、政治所构成的总体权力关系的世界性挑战”[8]。当然，安德森对于当时在西欧地区以学术面貌出现马克思主义原因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处于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因此，安德森认为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绝非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而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二、主体与结构的张力

既然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那么，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答案汇聚在被国内外学界容易忽视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之中，这构成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更深层次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在取得了一系列堪称辉煌的理论成就之后忽然沉寂了，在局部地区甚至到了崩溃的地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是安德森回答上述问题的契机。安德森不同意一种解释，即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中期以后被更高级的结构主义所取代。这是因为，“结构主义从未深入到两者之间的正式论争领域，即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因而没有对充分相信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真正的挑战”[9]75。

我们看到，在安德森那里，能否触及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是判断一个思想的层次的重要标准。因此，结构主义无力真正取代马克思主义。安德森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已经能够从主体与结构关系的高度来俯视思想史问题。他穿透了关于“二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转变的众说纷纭的解释，认为，“在这方面并不是神秘地突然一下子从一个认识的‘山头’整个转到另一个‘山头’（福柯），或从一个‘疑团’转到下一个‘疑团’（阿尔都塞）。相反，很清楚，所有的争论者都围绕着一个主要问题展开”[9]38。安德森将所有相关争论的主题都明确为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人本主义是主体力量的极致化，“人已死亡”则是结构力量的极致化。

我们发现，安德森对主体与结构关系问题的思想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安德森看来，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次要或者局部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的核心，也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9]39。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著作不一致之处的根源就是在纠缠这个问题。一方面，以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代表，马克思把历史变革的动因归因于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安德森将这一点总结为，“涉及到结构的实体，或更确切地说涉及内在结构的实体：这就是当代社会学称之为系统综合的序列（或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潜在的分裂）”[9]39；另一方面，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马克思又将历史变革的动力归结为阶级斗争，安德森将这一点概括为，“涉及到为控制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而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主体力量”[9]39。安德森认为，如何消解这两种解释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造成的理论困境，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其鼎盛时期也并未给出始终如一的答案[9]40。

我们认为，虽然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确实是至为关键的问题，但安德森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判断是需要商榷的。回顾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思想受到了阿尔都塞理论的深刻影响。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10]。与阿尔都塞的“断裂”不同，安德森更加强调“分裂”，前者突出时间前后的不一致，后者注重思想内部从始至终的张力。本文并不同意安德森将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主体与结构的“分裂”，因为这是一种单一实体历史动力观下的思维结果。考察思想史我们看到，这种单一历史动力观并不新鲜，不论是基督教哲学中的上帝，还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都将历史发展动力视为单一实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动力并非具体实体，而是一个包涵多个层次的动力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中的最基本矛盾，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1]。阶级矛盾的深浅决定了将会采取改革还是革命的方式，从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动力的观点是，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辩证统一。在安德森看来，这种主体与结构的张力，导致了在实践中第二国际右派的改良主义和极左派无政府主义的对立，虽然列宁在不断地调和这些极端对立，但他只是在处理现实危机而非理论困境层面上解决上述结构与主体的对立问题。既然我们已经分析了安德森所指认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与结构的张力并不存在，那么上述说法自然也并不成立。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并不能够因为马克思思想中不存在这一难题，就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样无此理论困境。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衰微，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编年史学很快被年鉴学派所替代，历史学职业很快为年鉴学派所支配。那么其原因何在？这是因为相比年鉴学派而言，法国马克思主义编年史学放弃对历史动力的探寻，也就是安德森所说的，“其寻求历史的更深远或长久的东西时，对动力本身基本上不关心”[9]41。我们看到，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环境史、社会史、事件史，其中事件史“最激动人心、最富有人性，但它也是最危险的”，其特征是既“短暂、急促、紧张不安的波动”，又“极端敏感”，“它能引起这种历史的全部领域颤动”[12]，历史动力就掩藏在事件史之中，人们在事件抉择中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然而它毕竟直面了历史动力这一根本问题。安德森给出的另一个原因也成立，虽然战后法国左派人数众多，而且作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组织对法国资产阶级构成严重威胁，但他们也并未积极处理这一理论难题，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僵化的官僚组织，不断错失回答这一问题的时机。

在安德森看来，上述局面促使学者们对主体和结构的关系进行不断探索，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萨特、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索绪尔。本文并不认同其原因分析，其中，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实践与理论的脱离、主体与结构的对立，上文已经给出证明。我们认为，上述学者的理论兴起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奠基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当时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形态，其本质上在强调主观的本体论，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斯特劳斯等人处于与俄国十月革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们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并非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斗争，而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治疗，其核心在于日常生活的解放。我们认为，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探索主体和结构关系的总体概括是准确的，但是原因并非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而在于西欧的新历史环境使得上述学者需要以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来发展新的理论。换言之，不论安德森如何论证思想史的同质性，都无法掩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理论裂痕”。

安德森认为，这一问题被悬置或直面，都会导致经济主义的“人已死亡”与张扬人的力量的人本主义之间各执一端的激烈争论。萨特关于这一问题的集中观点出现在他对梅洛-庞蒂诘难所作回应的《辩证理性批判》与《方法论若干问题》中，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门历史的、结构的人类学。《辩证理性批判》将主体与结构的难题表述为实践与过程、个体与集体、群体与惰性实践之间在一个失去控制世界中的困境；而《方法论若干问题》主要是围绕理解个体生命的总体意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概念、精神分析概念和社会学概念综合于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法之中”[9]43。列维·斯特劳斯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关于人的问题，历史主义是荒谬的，因为人的心灵具有不变的属性，“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13]。

这当然与阿尔都塞抵触乃至对立了。安德森认为，关于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阿尔都塞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关系其实并不疏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并非是面向列维·斯特劳斯对其批判的解释，而是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主张，因为他们共同重塑了关于人的解释的共时性，从而反对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释的历史性不过是共识性知识本身的各种形式的发展。阿尔都塞认为，萨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假朋友，虽然斯特劳斯公开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比萨特距离历史唯物主义更加接近。

在安德森看来，阿尔都塞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其广泛的影响都是需要认真继承的遗产，“他的体系的新颖和独创性很快对法国的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获得巨大的声誉”[9]45。先前诸多理论流派如萨特、列斐伏尔、戈德曼等人都被其取代，可以说阿尔都塞的理论塑造了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认为，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质性而言，即使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和影响达到顶峰的时候，也依赖于在时间性上更早并比其更为持存的结构主义。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将主体从所有学科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从而试图解决主体与结构这一永恒难题的话，那么，阿尔都塞则以相反的路径取消主体，认为所谓的主体不过是意识形态建构出的虚幻主体，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变得更为激进。安德森认为，阿尔都塞将人的主体性彻底消除的方案虽然可以取得一时的理论效果，但是其代价也同样高昂，这表现为，在短短一年之后，他的学生福柯就提出了“人已死亡”这个如雷贯耳的口号。在安德森看来，阿尔都塞主义的非主体性思想在理论上被福柯推向极端，除了暴露出理论的内在深刻矛盾以外，在现实性上也遭遇了“五月风暴”带来的难堪。

回顾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的思想由于缺乏实质内容而丧失了影响力，萨特的《福楼拜传》在其文化周期意义上已经是一部遗嘱，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巴黎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结构主义占据了法国理论的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拉康、福柯、列维·斯特劳斯都有大量杰出的研究成果出版。《野性的思维》问世以后的20年间，斯特劳斯、拉康、福柯、巴特、德里达等人的作品相继出版。

那么，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一理论运动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们在法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是否因为在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这一人类历史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上给出了更为高明的答案？根据安德森的考察，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正是在这个学科中，德·索绪尔发展了语言（language）与言语（speech）之间的对立、共时性秩序（synchronicorder）与历时性秩序（dia?chronicorder）之间的差异以及作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统一体的记号（sign）概念，这记号概念与其语词所指的对象的关系在任何既定的语言之内实质上都是任意的或无目的的”[9]50。

索绪尔这套学说经由雅克布逊传给了列维·斯特劳斯，而列维·斯特劳斯将这一套理论运用到人类学之中则标志着结构主义的诞生。安德森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运动的内在逻辑勾勒为：列维·斯特劳斯将亲族系统指认为与音位学的分析形式相吻合的一种语言，亲族系统中起中介作用的是妇女，这距离将这一人类学的认知扩展到社会一切主要结构只有一步之遥，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如同妇女在亲族网络系统中的作用。语言学模式对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的扩展是由拉康完成的，他不仅运用语言学分析范式，而且将语言本身指认为一个无意识的异化领域。德里达将这一思路推向了极致：语言之前无他物，语言之外无他物。

安德森指出，“正是索绪尔本人警告不要从他的研究领域出发随便进行类比和肆意引伸，而这种做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却从未停止过”[9]53。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亲族和经济不能和语言模式相类比，比如家庭制度中的一夫一妻制或多偶制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而语言记号并无目的。安德森认为，亲族关系与符号交流系统的语言是异质性的，词语和妇女并不能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去互换，虽然任何言说者都不能离开词汇，但是却可以反复使用任何一个已经熟悉的词汇，而在亲族关系中已婚妇女显然不能恢复曾经的女儿身。在安德森看来，经济的本质也不在于交换，生产和所有权才是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在安德森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认知范式是对全部权力、剥削和不平等关系的掩饰，这些关系是原始经济与资本主义文明所固有的。

安德森强调，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仍然是语言和言语关系问题的本质，将言语推向极致从而完全压抑语言的结果与张扬结构完全取消主体的结果是一样的，而这一步正是由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完成的，“任何稳定结构的根据总是取决于悄然设定的一个并不完全‘从属’于它的中心，换句话说，取决于设定一个与它相区别的主体”[9]71-72。然而，德里达并未去剖析这些与之相区别的主体的内在结构及其操纵手法，相反却肃清了意志自由主义残余，产生了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的荒谬结论，而其理论结果并非如德里达所愿得到一个更加高级和纯粹的结构。因为一旦结构彻底丧失主体，完全由结构自己操作，结构将立刻因失去对等物从而危及自身存在。

安德森发现，萨特等人的难题并未像结构主义宣称的那样得到解决，而把语言模式当作揭开人类历史社会的钥匙是关于“结构和主体”关系问题的倒退。因为其不但没有解决问题，甚至连这一问题都没有描述或揭示清楚。这导致了对结构的肆意张扬或对主体的盲目崇拜，对主体的过多推崇也必将伤害结构。在安德森看来，结构与主体作为范畴一直是相互依赖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非常精妙的解决，但是至少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内在张力有着深刻的认识。如何超越更加坚固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把握这种国家结构的运行机制？文化霸权在这种国家结构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动员什么样的主体力量才能打破和超越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这些都取决于对主体和结构关系的重新思考。

三、思想的深化何以可能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的是，安德森为什么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从而将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最终把握住人本主义与“人已死亡”之间的矛盾。这当然需要考察其历史语境与思想逻辑的复杂演化。安德森于1964年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当前危机的起源》，他不仅自觉运用文化霸权研究范式，而且对英国危机的起源以阶级结构变迁为视角做出了深刻判断，同时还指明了英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霸权道路。其后，安德森发表《对威尔逊主义的批判》指出，英国工党在英国左派中最可能成为英国社会主义文化霸权战略的领导力量。但是英国工党选择了平庸的议会斗争道路，对安德森提出的构想置之不理。安德森深感失望，于1965年写作《五十年代的左派》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问题》，总结英国左派历史经验，进一步阐明问题的重要性。然而，英国工党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为都使安德森的期望化为泡影，安德森于1967年发表《工会行动的限制与可能性》，标志着对工党由批判性支持转向放弃。在此之后，安德森分别受到雷吉斯·德布雷与回顾葛兰西理论以及“五月风暴”事件的影响，从而将文化霸权建构的领导力量指认为英国知识界。1968年，安德森发表《国民文化的构成》，认为英国知识界由于其保守主义文化核心导致了缺乏历史社会总体性视野，必须翻译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改造，才能肩负起构建英国社会主义文化霸权的历史使命。

安德森文化霸权思想主要源自于葛兰西，是指统治集团通过各阶级的共识来实现自己统治的领导地位。葛兰西强调，“人们机械地看待破坏，而不是把它作为破坏/建设来看待”[14]。因此，安德森不仅注重文化霸权的分析价值，同时也突出其建构意义。而对文化霸权范式更为深入的分析，必须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即主体与结构的问题恰恰是文化霸权范式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对主体与结构的交互作用的理解中，揭穿整体社会意识、观念的文化霸权本质。具体而言，英国的旧贵族如何将本阶级利益炮制包装成全社会利益，从而收编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将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容纳进所谓的“社会共识”。安德森正是通过文化霸权的主体与结构的互动关系来把握社会结构的，从而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即一种社会成员经济地位与在霸权统治下文化观念的混合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进程中主体与结构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其对文化霸权范式根基的反思。

英国社会主义实践受阻构成了这一反思的社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改造英国学术界虽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重新稳定，新左派运动开始分化、瓦解，并在1979年英国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上台后正式走向终结”[15]。从西方大的背景来看，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欧洲接连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党遭遇巨大失利；意大利社会党被淘汰出局；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下野；法国社会党一败涂地。1968年的革命传统被消耗得所剩无几，新社会运动和改良主义暴露了其自身的不彻底性与软弱性。政治局势出现了令绝大多数人意外的右派卷土重来的大逆转，80年代右派开始获胜，革命的前景更加渺茫。

究其原因，英国左派失势是因为受到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国有化经济陷入僵局，经济国有化是安德森一向坚持的理论之一。曾经英国由于工党执政而实现了大量企业国有化，带来的高就业率和令人满意的社会保障，为英国工党赢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然而，国有化经济在长周期中会出现的问题是，经济活力严重下降，经济个体也在社会力量的保护下逐渐与市场脱节，市场的敏感性急剧下降。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使得英国民众对工党执政的信心大幅下降。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英国经济局势大为好转，在保守党意识形态成功宣传的攻势下，作为工党执政选民基础的工人阶级转向认同英国保守党，中产阶级则在更早时就认同了保守党的意识形态。英国保守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为，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的自由。其策略与建构过程为“扩大宣传危机、制造对立面摧毁原有的历史主体集团，重建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最终实现了‘历史集团’这一英国历史主体集团的重构”[16]。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安德森对作为文化霸权范式理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对由葛兰西文化霸权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对人的主体性与客观存在的限制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标志着对文化霸权范式的思想根基进行反思。安德森对文化霸权范式在揭示和建构社会结构中的价值并不怀疑，但近二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除英国保守党力量十分强大以外，作为新左派自身理论与实践范式的文化霸权，在分析社会结构的深刻程度方面和建构新社会结构的力度方面都有待加强。

因此，安德森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不可分割地、不间断地包含了自我批判”[9]4。这种坚定的自我批判，使得马克思主义维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7]474。通过梳理结构主义理论运动，回顾作为文化霸权理论根基的主体与结构关系，探究人本主义与“人已死亡”的张力，是安德森反思文化霸权范式的必然思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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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