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美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跨国因素及其影响
摘 要:跨国因素在美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十月革命胜利所引发的国际国内形势,造成美国社会党内爆发致命分裂。党内左派遭到右派的清洗,左派被迫走上独立建党之路。一战后的转型、共产国际的成立和美俄关系的恶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慌”。两个共产党甫一成立,随即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内部成分不同,特别是外来移民占据主导地位,无法克服内部的分裂。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派别才联合起来,组建统一的共产党。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年,直观地展现了跨国因素的作用过程,同时潜藏着美国共产党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十月革命; 共产国际; 美国共产党;
基金: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研究”(项目编号:19BKS016)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共产党(以下简称“美共”)始终坚持在资本主义大本营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迄今已达整整100年。自诞生之日起,美共大部分时间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存。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建立共产党,意味着要随时提防来自统治阶级的政治迫害与疯狂打击,同时还必须时刻面对世界上最强势的资产阶级文化压力。但是,这绝非美共一直未能发展壮大的根源。因为将资产阶级过于强大作为理由,就等于说历史不会发展前进。何况,美共的发展轨迹与西欧大多数共产党总体上并无二致,只不过显得异乎寻常地微弱罢了。所以,美共的历史既带有发达工业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也带有其自身独特的个性。
对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微弱的原因,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现有研究大多将其根源归结于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内因素,这些研究结论的取得与视角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研究方法有着莫大关系。美国的疆界不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容器,只是研究者人为设定的樊篱。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千丝万缕的影响。研究者越是将视角聚焦于跨国因素,就越能发现传统研究中那些已知的事实还存在被前人忽略的联系及意义。
值此美共建党100周年之际,本文选取美共建党前后的一小段史实,尽可能多地关注跨国因素对于美共建党的影响,以求从局部历史中展开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微弱原因的新思考。此外,回顾与反思美共建党前后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或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相当悠久。从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美国进行的共产主义社区试验、19世纪70年代第一国际总部最终迁往美国,甚至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纽约举行的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6000人)的隆重悼念活动,均可以看出美国人接触社会主义的历史非常之早。
最早的美国共产党人大多是在19世纪末的十多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曾是美国社会党党员。也就是说,美共直接源于美国社会党。美国社会党成立于1901年,发展速度很快,缴费党员1904年为20763人,1908年为41751人,1911年为84716人,到1912年时,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18045人。1社会党还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近百万张普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9%。许多历史学家将这一年视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顶峰,后来的美共直到今天也没有超越这个成绩。
宗派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痼疾。彼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大致都先后出现了左、中、右三派,美国社会党也不例外。社会党领袖是尤金·德布斯(Eugene V.Debs),其中左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路易斯·弗莱纳(Louis C.Fraina),中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而右派的主要领导人是维克托·伯杰(Victor L.Berger)。三派之间争吵不断,革命还是改良、战争还是和平、对工会政策和对中产阶级的态度等,都会成为党内斗争的导火索。有时,同一个词在不同派别那里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例如“革命”这个词,对于右派仅仅意味着社会制度发生深刻的、根本性的改变,与渐进的改革并不矛盾,而对于左派则意味着夺取政权的方式和结果。2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中派和右派的立场比较接近,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常常共同进退,所以两派几乎合流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社会党内部在战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分歧。除了一些著名的党员支持战争,大部分党员都坚持反战立场,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还一再重申党的“反战立场不变”。美国参战以后,一些党员的反战立场有所后退。到1918年,由于德国发动了对苏俄的进攻,多数社会党人改变了反战立场。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对社会党和反战人士进行大举镇压。早在1917年6月,国会就通过了《惩治间谍活动法》。不久,社会党的主要刊物被取缔,世界产联的办事处遭到袭击,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其他约100人受到审讯、判刑和监禁。1918年5月,国会通过了《惩治叛乱法》,进一步扩大镇压的力度和范围。在此后的千余起公诉案中,最著名的要数德布斯和伯杰的案件。德布斯由于发表了一篇反战演说,被判处十年监禁;而伯杰在报上发表社论,认为参战是资本家的阴谋诡计,也遭到20年监禁的处罚。这段时期,许多社会党党员被审讯和判刑,全国总部遭到洗劫,地方党组织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袭击或破坏。总之,一战期间的镇压使社会党遭到了比较沉重的打击。然而,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摧毁社会党。
1917年1月,大约20位社会党左派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开会,目的是讨论出一个左派行动纲领,以便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力量组织起来。因为此时的左派虚弱而混乱,基本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行动。3参加会议的除了美国左派弗莱纳等人,还有俄国流亡人士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日本移民片山潜等人。会议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布哈林主张左派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另外组建政党。托洛茨基坚持让左派留在社会党内,并创办独立的机关报,以宣传左派立场。这场争论最后以投票告终,托洛茨基胜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一些欧洲国家如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德国和意大利等先后爆发了革命,共产主义风暴席卷众多国家。这场风暴自然也波及美国,社会党的力量迅速壮大,社会党左派更是增强了信心。紧随其后,美国工人运动也呈现上升态势。美国历史学家指出,1919年是美国历史上罢工人数最多的一年,共有超过400万工人参加了3600起罢工。4在有些罢工和示威过程中,工人们还一度喊出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不过,十月革命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它还引发了社会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工人运动的高涨让左派相信美国资本主义已濒临崩溃边缘、整个国家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主张按照暴力革命路线改造社会党。右派则完全不同意左派的判断,两派因此争执不下。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引发左派和右派分裂的原因不在于是否支持革命,而在于这次革命是一场发生于值得团结的遥远国度的民主革命,还是一场美国工人应该效仿的工人阶级夺权行动。”5
从1919年春季开始,党内越来越多的地方组织表态支持左派路线。就连左派要求社会党退出第二国际加入第三国际的动议,也在党内投票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通过。在这种明显有利的态势下,左派开启夺取党内领导权的行动,而右派和中派也采取措施针锋相对。在3月举行的新一届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中,左派赢得了总共15个席位中的12席。右派不愿接受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和谴责。左派只好寻求德高望重的领袖德布斯的支持,但他拒绝在内部斗争中表态,“我对派系斗争毫无兴趣,不想把精力消耗在这上面……我只能与资本家斗争,而不是自己的同志”6。而且4月以后,他就进了监狱服刑。
关键时刻,希尔奎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主张进行党内清洗,他写道:“两个内部一致而和谐的社会主义小党,要比一个泥足巨人一般被内部纷争撕裂的虚弱大党好上一百倍。行动的时刻即将来临,让我们清除障碍吧!”7他的文章面世三天后的5月24日,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右派首先将追随左派的密歇根社会党整个驱逐出党,随后清除了七个左派外语联盟,共计26000多名党员遭到清洗。8此外,委员会还决定8月30日在芝加哥召开一次全国紧急会议,重新举行选举。由此可见,此时美国社会党实际上仍然掌控在右派手中,十月革命并没有真正改变社会党领导层的力量对比。
1919年6月21日,社会党左派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来自20个州的94名代表齐聚一堂。实际上,这次大会是未来大部分美共领导人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在立即成立共产党还是夺取社会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参会代表产生分歧。多数代表否决了前者,而支持后者。支持前者的外语联盟和密歇根集团等大约1/3的代表退出了大会。留下的大约2/3继续开会,并最终决定:如果老社会党的全国紧急会议如期举行,左派将努力赢得控制权,将其改造为共产主义政党;如果大会未能举行,或左派未能获胜,那么就将于9月1日在芝加哥举行自己的大会,以组建真正纯粹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无论结果如何都将诞生一个共产党。
8月30日,社会党全国紧急会议在芝加哥机械工人大厦如期举行。然而,右派控制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拒绝那些留在社会党内的左派代表出席会议。左派打算强行参会,但是他们的行动计划提前泄露了。右派做好了准备,并叫来警察,将左派驱赶出会场。此时即使党内仍有与左派保持一致的代表,也已是少数派,紧急会议以右派胜利告终。清除了“障碍”的美国社会党并没有走向兴盛,在组织上的一系列大分裂之后,从此一路衰落下去。党员人数从1919年1月的109589人锐减到7月的39750人。9希尔奎特得偿所愿,他收获了一个人数足够少的社会党,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小社会党远非他所期望的那么“一致而和谐”。
8月31日傍晚,被禁止参会的来自21个州的82名左派代表回到机械工人大厦,这些人原来主张留在社会党内继续斗争。代表们在约翰·里德(John Reed)和本杰明·基特洛(Benjamin Gitlow)等人的领导下,模仿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以下简称“劳工党”),总部设在克利夫兰市克拉克大街3207号。阿尔弗雷德·瓦根克内希特(Alfred Wagenknecht)当选为执行书记。不过,新党的名字直到9月2日才最终确定下来。
9月1日正午,密歇根社会党和外语联盟共128名代表齐聚俄语联盟的总部(代表们称之为“斯莫尔尼宫”),这些人原本支持立即脱离社会党。他们在查尔斯·鲁登堡(Charles E.Ruthenberg)等人领导下,成立了美国共产党,总部设在芝加哥蓝岛大街1219号,机关报为《共产党人》。鲁登堡担任全国书记,弗莱纳任国际书记和党报主编。两党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俄国十月革命精神,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回头来看,正是十月革命引发了社会党内的致命分裂。比较1917年年初社会党左派会议中托洛茨基的主张与十月革命后的事态发展,这一点就变得更为明显。正如美共主席鲁登堡后来所说:“正是十月革命开启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10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步后的第一年,就面临两大艰难处境:外部镇压和内部分裂。这双重危机指向了同一个结果,即美共的力量很难发展壮大。这种困境此后不断困扰着美共,使其一直未能积聚起有效对抗统治集团的足够实力。
二
1919年是急剧变化的一年,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人们似乎都在忙着为了战后安排而博弈,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充满了抗议、冲突、暴力和动荡。从年初开始,柏林总罢工、罗马尼亚出兵、巴黎和会开幕、朝鲜反日起义、共产国际建立、五四运动爆发……诸多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纷至沓来。美国社会不仅同样处于动荡和不安之中,而且内政外交方面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影响到其国内的社会稳定,关系着其能否实现夺取世界霸权的总目标。
首先,战时状态向和平状态转换。为了大战,美国政府曾被迫短暂实施国家计划的命令经济,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扩大政府的规模。战后,旨在恢复战前状态的经济调整又带来不少混乱。而且,美国国内大批工业在一战中转入军工生产,战后这些工业又面临转为民用的问题。同时,400多万海外军人陆续退伍复员,仅停战协定签署后的数周内,就有60多万士兵返乡。11这些退伍军人很少得到安置,几乎全部涌入求职市场,其内心的愤懑和不满可想而知。普通民众则必须面对转型带来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和物价飞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几乎没涨。
其次,劳资冲突加剧。工会力量经过多年发展,到1919年已经不容小觑,仅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已经超过400万人。经过进步主义改革,政府在劳资纠纷中担当起调停人和仲裁者的角色,工会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组织起来的劳工态度更加强硬,期望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资方的想法恰恰相反,希望战后进一步削弱工会,以夺回对工商业的全部控制权。当工人们的期望落空时,连绵不断的罢工就开始了。1919年2月6日,西雅图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大罢工。当天,六万余工人参加罢工活动,加上受到波及的其他行业,共有十万余人停止工作,全城几近瘫痪,场面极为震撼。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不同行业参与的总罢工,也是战后首次大规模罢工活动,而它仅仅是当年3600多起罢工活动的开幕式。
第三,种族矛盾激化。一战期间,大量黑人进入工业领域和军事部门,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后,他们乐观地希望凭借战争中的付出,换回平等权利,改变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提高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然而,许多习惯了白人至上的美国人认为黑人受到教唆和蛊惑,必须坚决反击回去。所以,1919年夏天,在美国南方发生了一系列私刑处死黑人的事件,在北方一些城市发生了多起种族骚乱。12
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方面主要是美国战后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民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行动。然而,在统治阶级的强势话语下,特别是在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和蓄意建构之下,当时许多身在其中的美国人将这些混乱和冲突看做是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结果,是企图颠覆政府的激进行为,是“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号。
这种社会心理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美国认为俄国将迎来民主,所以率先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但十月革命胜利后,美国却极为反感,不仅拒绝与之发展外交关系,而且希望其尽早垮台。美国态度的变化不足为奇,因为两者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可是,双方并非一开始就剑拔弩张,这是由于强烈的现实需求——布尔什维克需要生存,而美国需要援手。美国国内舆论之所以发生根本性转变,源自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的签署。有研究发现,美国媒体丑化布尔什维克的大量负面宣传是从1918年下半年以后开始的。131918年8月,美国正式加入武装干涉苏俄的行列。9月,《西森文件》(The Sisson Documents)正式出笼,致使美国民众错误地相信,《布列斯特和约》的签署证明德国操纵了俄国革命。11月,列宁的《给美国工人的信》在美国发表。他向美国无产阶级解释了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理由,鼓励他们不要怕犯错误,要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即使采取恐怖的手段,也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14。这一系列事件使美国政府与民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意逐步加深,最终在客观上消除了两国接近的现实基础。
十月革命后,欧洲的系列革命只是让美国统治阶级担心潜在的革命威胁,而列宁的呼吁和共产国际的成立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焦虑。对于如何反对美帝国主义,列宁写道:“阶级斗争在一切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上民主的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15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以统一指导和协调日益增长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令美国统治阶级惊恐不已,决心把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阻挡在国境之外。
如果说此前许多美国人只是担心和焦虑,那么从1919年2月开始的密集大罢工则使他们相信,这些担心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由于大罢工所造成的严重影响,美国参议院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程度。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罢工是由社会主义者发动的,但是资产阶级却寝食难安,日益认定革命之火正在酝酿。
此外,从年初就开始的一系列邮包炸弹,使统治阶级本就绷紧的神经更加紧张。4月28日,西雅图市长办公室收到一枚自制炸弹。次日,亚特兰大市一名前参议员也收到一枚炸弹。30日,纽约市邮局又发现了十几个装有炸弹的邮包。随后,全国又发现了更多的邮包炸弹。直到6月2日,炸弹在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的住宅前爆炸。虽然警方没有查到这些炸弹的来源,但是帕尔默断定,炸弹与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都有关系。新闻舆论以担忧的口吻谈论“红色威胁”,美国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的“红色恐慌”逐渐走向高潮。
9月9日晚,两大美国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之后没过几天,波士顿1000多名警察就举行大罢工,导致全城陷入混乱。9月22日,全国27万余名钢铁工人举行罢工。一周后,罢工人数上升至36万人。秋季罢工潮又开始了,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以往,似乎某种程度上响应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号召。但实际上,此时的美共与工会会员之间联系很少,在工会领导层更没有什么影响力。16已经深陷“红色恐慌”的美国政府和大多数民众,此时毫不犹豫地相信,一定是共产党煽动了这些罢工,革命的烈火已经引燃,必须“挽救美国”。
事实上,美国国内的革命情绪的确在上升,只不过被极度夸大了。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推算,两大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注册党员人数比较可靠的范围是25000—40000。17这个人数在美国全部人口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平心而论,许多社会冲突都有深刻的历史及现实原因,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都是革命行为。可是在那种情势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做出认真合理的分析,普通群众更容易被狂热的情绪所引导。今天看来,世界性的革命风暴、密集的罢工浪潮和接连不断的炸弹袭击,继而引发社会心理的巨大恐慌,丝毫都不奇怪。就这样,“红色恐慌”不断蔓延深化,最终发展为一场席卷全美的噩梦。
1919年秋天之前,美国政府忙于应付战后紧急事务。仅巴黎和会就开了五个多月,一直到6月28日才结束。在9月的西行演说中,美国总统威尔逊意外中风,无法正常工作,政府实际上处于首脑缺位的状态。所以,除了一些零星的打击行动,美国政府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镇压。但从10月开始,野心勃勃的帕尔默悍然采取迫害措施,矛头直指“红色激进分子”。克利夫兰警察逮捕了共产主义劳工党的领导人,纽约警察袭击了纪念十月革命的群众大会,而这些行动只不过是大规模镇压的前奏。181920年1月2日,帕尔默命令全国23个州30多个城市的数百名警探集体出动,抓捕目标锁定两个共产党。19此次行动中有4000多人被捕,数百名俄籍侨民被驱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帕尔默大搜捕”。到1920年2月,几乎所有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被投入监狱,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两个党被迫关闭全国总部,大部分组织活动转入地下。
大搜捕过后,共产党党员人数一共只剩下不到一万人。遭此打击,两个共产党组织意识到,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统一起来。
三
回想建党之时,两个共产主义组织的纲领都是以共产国际的纲领为基础,又都在同一座城市开会建党,前后相差不过一天,为什么就不能共同组建一个党?这要从两个共产党组织的差异说起。
实际上,两个共产党之间的不同之处极少,主要差别在于内部人员构成。劳工党以讲英语的本土美国人为主,理论素养较低,但在美国社会中根基较深,比较了解国内实际情况。美共则以分属不同语言联盟的东欧移民为主,富有政治斗争经验,但与美国社会联系较少,对真实社会状况缺乏了解。双方都称自己的党员人数超过对方。美共自称有58000名党员,对方只有大约10000名党员。根据劳工党的说法,自己有30000名党员,而对方只有27000名党员。
双方在建党时不是没有考虑过合并问题,只是在领导权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共产主义劳工党起初极力要求两党合并,但是共产党认为对方是机会主义者,还容易低估外国出生的工人在美国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而自己的党员更有革命性,因此建议对方以党员和支部的身份加入共产党。20这明显不是平等的联合,双方不欢而散。1919年12月9日,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21领导人亨利·库恩(Henry Kuhn)在给驻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莱因斯坦(Boris Reinstein)的一封信中写道:“出现两个共产主义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权的争夺,别的分歧很小。”22提起建党时的分裂,德雷珀如此评论:“这次分裂明显是不必要的,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鲜有其他事情能比它留下更深和更持久的影响。因为这次分裂是多年以后所有分裂和宗派主义的预演和原型。”23
两党建立初期,无数精力都耗费在一些无谓的争论之中。双方对于马列主义都处于摸索学习阶段,在一些新概念的理解上自然存在不同,但仅仅对于一些表述方式上的分歧,如“群众行动”(mass action )和“群众的行动”(action of the masses)到底孰对孰错,都互不相让,争得你死我活。双方还在各自出版的报纸上相互抨击对方,有时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劳工党提出,一个美国的运动不应该由外语联盟控制。共产党立即反唇相讥,指责前者还没有剪断与社会党“美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根本没有国际主义精神。24在这种状况下,讨论合并根本没有可能。许多党外同情者看到这些事情之后,要么困惑不解,要么冷淡疏远。党内也出现了厌倦情绪,如大部分密歇根集团成员于1919年12月脱离美共,另外成立了无产者党。
实际上,帕尔默搜捕并不足以令两党捐弃前嫌,真正起作用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命令。1920年1月,季诺维也夫曾致信两党,指出分裂极大损害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导致革命力量分散、机构重叠、实际工作的隔阂、派系斗争中无谓的争吵和精力的浪费。因此,要求两党立即合并。25
当月,鲁登堡率先发起统一倡议,劳工党做出积极回应,甚至提出合并中央委员会、统一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等建议。美共却答复,六个月内召开联合大会,而且对方必须首先承诺保留外语联盟的特权地位。这种态度令劳工党难以接受。几乎同时,鲁登堡的统一建议在美共内投票时,被外语联盟否决。这一结果表明,鲁登堡的支持者在美共内是少数派,而外语联盟占据多数地位。2月,美共中央提议散发传单,号召铁路罢工工人举行武装暴动。鲁登堡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将授人以柄,为美国政府提供镇压口实。但是,外语联盟多数派坚持己见。凡此种种,几乎每一件事在美共内部都足以引起派系斗争。终于到4月20日,美共发生分裂。鲁登堡和洛夫斯顿等人负气出走,成立了另外一个美共。就是说,这段时间实际上同时存在着两个美共。
大约一个月后,鲁登堡领导的共产党与劳工党成功合并。新党名称为“统一共产党”,双方各有五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瓦根克内希特被提名为执行书记,鲁登堡任党报主编,机关报名称仍为《共产党人》,所以两个共产党机关报报头看起来是一样的。到1921年春,统一共产党声称共有5927名党员,其中3566名缴费党员。26不过,这个新党的党员人数还是没有超过分裂后的美共,后者当时有大约9000名党员。
192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发出一封措辞大致相同的信件。信中认为,应该采取一切手段消除分裂,创建一个强大美国共产党的唯一方式,就是立即实现统一,继续分裂下去是“绝对不允许的”27。1921年春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美国共产主义者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解决分歧。这次的措辞相当严厉,美国共产主义政党迟迟不完成统一只会“损害共产国际的权威”,如再拖延就构成了“对抗共产国际的罪行”。28为了强调后果的严重性,共产国际甚至威胁要取消他们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参会资格,停止他们在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资格,直到完成统一为止。
即使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之下,统一进程还是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双方的统一谈判虽继续进行,问题的症结却依然如故。美共坚持自己的代表要占多数,而统一共产党主张双方代表数量一样。不能完成统一的主要原因还是,外语联盟始终是美共内部的主导性力量。这种局面反映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工人阶级是由不断涌入的各国移民构成的。恩格斯在1893年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将美国工人阶级区分为“本国人”和“外国人”,而外国人又分为很多小团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小团体只了解这个团体里面的人”,“从这些人里面组成一个党,需要格外强有力的诱因。时常有一种突然的猛烈的爆发,但资产阶级只需消极地等待着,工人阶级中不同的分子又会分裂开来”。29过了近30年,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变化。总体上,美共的统一问题涉及“本国人”(以说英语为主)与“外国人”(以说外语为主)不同族群之间的民族主义,种族意识压倒了阶级意识。
为了最终解决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问题,共产国际不得不加大力度。“美洲局”就是为此成立的专门机构,由片山潜出任主席,坐镇美国督促两党统一。1921年4月,共产国际命令美洲局在6月1日前完成使命,否则将舍弃美国现有两个党组织而另组新党。在最后通牒的重压下,没有退路的统一共产党和美共经过艰难谈判,于1921年5月在纽约州渥斯托克正式合并。统一后党的名称定为美国共产党,总部设在纽约,鲁登堡当选为执行书记。在新的十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来的两党各有五名委员。此时的美共有党员一万余人,其中外语联盟依然占据大多数,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召开会议,但无权召开代表大会。至此,美共表面上完成了统一,但内在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四
在考察一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衰原因时,传统上往往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入手。但是,自从跨国研究兴起之后,研究者常常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不容易截然分清。或者外部因素的变动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或者两者交互共同发生作用。回顾美共建立的前后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如文中所述,十月革命引发了动荡的国内外形势,增强了左派的革命情绪,导致美国社会党内发生严重分裂。一战后的转型、共产国际的成立和美俄关系的恶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慌”,统治阶级对激进力量展开疯狂镇压。“外国人”在美共中占据多数与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埋下隐患。这些跨国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多次分裂。
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群众性集体行动,只有团结起大多数民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以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然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泛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派系斗争往往会造成整个运动的分裂。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同派系之间的纷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1881年之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先后分裂为盖德派和可能派,此外还有布朗基派、阿勒马派、无政府主义派和独立社会主义派。即使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也未能终止这种状况,宗派主义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软弱性的根源。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使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极难制订共同的政策。
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宗派主义问题,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没有避免而且更严重。纵观美共的建立过程,外语联盟是历次分裂的主导因素,土生美国人一直都是少数派。美共实际上由“外国人”占据党内优势地位,况且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美共制定的斗争策略容易忽视美国的基本国情。恩格斯晚年就曾明确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美国化,实际上已经揭示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反常状况的重要症结之一。
至于政府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遭受过镇压的政党不计其数。镇压在短期内的确会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沉重打击,但从长期来看,不仅不一定摧毁社会主义运动,反而可能会强化社会主义者的斗争能力。例如,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遭到严重的失败,德国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总体上越来越多。斯托雷平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平息下去,相反却使俄国革命政党得到锻炼,变得更加有组织、有纪律。更何况,镇压这种极端措施也不大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可以转而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让统治集团失去镇压理由。另一方面,依靠恐怖手段长期维持统治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因此,只要社会主义者获得了本国民众源源不断的支持,就能在沉重打击之下依然发展壮大。
可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美共面对的民众不是来自惨遭殖民压榨的农业国家,而是来自世界上最强盛的工业国家。那里的工人阶级理论素养或许不深,但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却清晰而坚定。如果美共不能满足他们实际的利益诉求,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场所,那就不可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然而,党内外国移民占据多数的事实和共产国际的干预,决定了美共不大可能走出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更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注释
1Jack Ross,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A Complete History,Nebraska:Potomac Book,2015,p.142.
2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p.27-28.
3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81.
4[美]沃尔特·拉菲伯、理查德·波伦堡、南希·沃格奇《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5Jacob A.Zumoff,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US Communism,1919-1929,Leiden:Koninklijke Brill,p.34.
6Jacob A.Zumoff,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US Communism,1919-1929,Leiden:Koninklijke Brill,p.36.
7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p.157-158.
8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158.
9Guenter Lewy,The Cause that Failed:Communism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
10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97.
11Todd J.Pfannestiel,Rethinking the Red Scare:The Lusk Committee and New York's Crusade against Radicalism,1919-1923,New York:Routledge,2003,p.4.
12Regin Schmidt,Red Scare:FBI and the Origins of Anti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919-1943,Gylling:Narayana Press,p.25.
13参见刘疆、王培利《“恐赤”的由来——俄国十月革命与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惧”》,载于《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4《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557页。
15《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564页。
16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198.
17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p.188-190.
18[美]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页。
19M.J.Heale,American Anticommunism:Combating the Enemy Within (1830-1970),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72.
20[美]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86—187页。
21该党创建于1877年,因党内发生两次分裂而衰落,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日渐失去影响力。
22Jacob A.Zumoff,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US Communism,1919-1929,Leiden:Koninklijke Brill,p.41.
23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169.
24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187.
25Jacob A.Zumoff,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US Communism,1919-1929,Leiden:Koninklijke Brill,p.44.
26Jacob A.Zumoff,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US Communism,1919-1929,Leiden:Koninklijke Brill,p.43.
27Jacob A.Zumoff,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US Communism,1919-1929,Leiden:Koninklijke Brill,p.44.
28Harvey Klehr,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Anderson,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p.16-17.
29《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