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源性意义及其反思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即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进程,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传统与学科积累,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成就了几代研究学人。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就是将其视为一项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改革开放事业的参考性资源,而加以研究和有限利用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结合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性意义,并对其进行相关反思。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性意义
卢卡奇及由其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时代的理论回应。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传统,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恢复成反思哲学”。[1](P5)不过,经过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马克思的理论传统进一步被拓展为具有全球现代性视野的批判的社会文化理论。正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使得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不仅只是延续涂尔干与韦伯的传统,在把马克思看成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可缺乏的一个方面。在现代性框架及其论域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给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展开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论域,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异化、劳动、革命、实践、所有制、社会批判、市民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拜物教、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人类社会、主体性、价值、总体性、解放、辩证法、危机、消费、发展、进步、东方社会理论,等等,这些概念范畴或理论论域,内在而又不可替代地融入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排斥在外。正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带到现代社会,使其成为一位可以对现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创造性批判的现代社会科学家。借助于卢卡奇及其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益于中国学界实现对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领会与把握(对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卢卡奇的资源发挥了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些力图从实践及其主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同仁群体,今天还能回想起最初读到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巨大兴奋感)。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融入了现代理论话语,而且,在现代理论话语中,马克思主义资源的可识别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十分明显。比如,众所周知,异化学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卢卡奇虽然并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更不清楚马克思在其中提出的异化及异化劳动思想,但并不妨碍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出同马克思异化思想高度呼应的物化及其总体性思想。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虽然带有韦伯的特征,但其要义却应当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中得到把握。保守主义传统虽然已经提出了异化概念,但主要是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越者的关系上展开的,而不可能将异化纳入现代性及其社会政治领域,并对人在现代性处境下的异化状况展开批判。自由主义传统则难以提出异化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一传统太过于迷恋自由主义及其资本主义与历史的同一性,完全拒绝历史将会出现超越自由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的“下一站”。马克思则要求破解人的活动的实际的异化状况,创造性地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并与观念主义的历史哲学传统脱钩,进而展开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的不懈批判。卢卡奇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异化也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属概念,得到不断运用及深入探讨。即使在当下的中东欧理论界,人们在展开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时,依然无法避免地要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资源。笔者不久前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中碰到了一位来自波兰的中年教授,他在波兰一所大学讲授社会理论。在新自由主义流行的波兰,这位波兰教授主要运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感到深刻且有说服力。他认为,从其他传统的资源中无法找到比马克思与卢卡奇的异化以及物化更加优越的理论资源,他同时还提到劳动、阶级分析、生产方式之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重要性。
与马克思侧重于分析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揭示现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与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主力,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前述诸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理论论域及问题式,都有理由置于现代性批判这一总体框架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重点也在于现代性批判,这一研究有益于我们把握现代性,特别是看待、分析和批判现当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变化与拓展,同样值得关注并展开相应的研究。首先,总的说来,这4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拓展的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展开的,全球化与世界视野十分明显,但是其中存在着对民粹主义的依赖,以及对处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的严重忽视。其次,4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诸多分野及不同的理论谱系。20世纪的“六八运动”是西方左翼运动的分水岭,代替传统的左翼理论的,是基于诸多新的“政治正确”(族群的、性别的、生态的以及各种亚文化类型的“政治正确”)而出现的新的左翼理论。[2](P218)新的左翼理论近些年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不过,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是,面临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左翼理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第三,4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诸多理论主题,诸如空间转向、身体转向以及生命政治学的兴起,等等。随着MEGA2的整理出版与“马克思学”研究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论域与格局大为拓展,别开生面,但也伴随着新的问题。是否将马克思限定于19世纪并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割裂开来,显然需要进一步探讨。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界一直致力于确立并推进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并在此理论构想中吸纳、批判并消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自觉批判“马克思学”试图将马克思“博物馆化”的倾向,这本身就应当被看成是一种理论自觉,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当坚持这一自觉。
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有益于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理解中国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背景,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展开的诸多问题及其理论论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理论对于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回应及延展,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理论资源。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派别中,以托派等极端派别的思想来理解当代中国道路的国外左翼资源并不是主流,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继了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自觉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外部空间中可能遇到的阻碍。而且,在若干资源中,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更为亲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可能也更愿意内在地理解中国道路。因此,明智地说,我们并无必要排斥这些愿意亲近和有可能内在地理解中国道路的资源。个别对中国并不友好、甚至肆意攻击中国道路的激进左翼学者,不能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另外,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西方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的深度嵌入,如果运用得当,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交流,在研究、解释和批判他们学术理论的同时,将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传播过去。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学术理论界越来越形成一种力量,即在学术理论的互鉴过程中将自身的理论及其理念合理地传播出去,在共享和共襄世界学术理论的同时,积极有效地讲述和传播中国声音。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分析了当前中国理论建设的三方面资源。其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从属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实也有理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中的参考性资源。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也对西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作出了中肯的评价,说这些成果“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3]这一分析直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短板与不足。实际上也提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在文本及基础理论上下一些硬功夫。做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有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目前德国以及日本等的一批从事MEGA研究与编纂工作的诸多同仁,几十年如一日,呈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同样,在国内也有一批同仁群体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原著研究,包括一批长期以来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自觉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同仁群体,他们的工作也理应受到鼓励与尊重。
二、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反思
中国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传统及优势。在此基础上,也有必要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相应调整。
其一,需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一种清晰的把握与领会,恰当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传统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作相应的区分。作为一种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始自卢卡奇,中间经历盛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同各种哲学思潮的结合,终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作为一个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是“过去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再有研究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本就不同于其他西方的哲学与文化流派,其具有很强的延展性。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终结,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入当代资本主义视野,而绝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1968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确出现了一波结构性的调整:有的与后现代主义汇合并形成后马克思主义,有的进入新的左翼语境并与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形成一种批判性关系,有的重走解放政治或激进政治路线,并形成了生命政治学。不过,无论哪一种调整,都是以各自的方式推进或再度进入马克思的学说及其问题域,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左翼传统的再度复兴。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福山等人宣称“历史的终结”,此时,德里达,这位此前并不那么重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则以《马克思的幽灵》向马克思表达了敬意。德里达的表达不是偶然的,当时许多西方一流思想家,也都肯定了马克思学说对现时代的反思价值。在当代西方的理论地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无法忽视。实际上,面对一个变化且不断拓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应有一次研究上的重大调整。随着近几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必要将这4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置于一个批判的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空间进行研究。
其二,对近些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左翼理论方面的人物及理论的重要性应有基本判断,提高研究精度与质量,避免随意放大或夸大研究对象。应当说,近些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是存在一定的“虚热”现象的,与表面上的热闹“吸睛”相比,研究质量以及研究的自主性并不高,好些研究带有随意性乃至盲目性。追踪最新前沿是必要的,但这种追踪应当能够识别重点,发现问题并反哺自身的理论探索。1这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弄潮儿”实际上是激进左翼理论。这一类理论探索虽然具有某种创造性,想象力也非同寻常,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关涉。但其在理论实质及旨趣上与马克思的学说及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这批激进左翼理论,大体上反映了阿尔都塞政治理论中最激进的维度,也延续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因素,其自身的政治谋划,大体上也回到了1843年马克思学说产生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而且,当前西方激进理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还是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就其整体意旨而言,显然不是单纯的学术理论范式,已经很难说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理论危害,而且激进左翼理论的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理论危害性。总的说来,虽然对目前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仍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反思。学界应沉下心来,潜心研究激进思潮背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保持研究活动应有的冷静与沉静。在越来越激进的话语空间里,如何使本来容易热闹的激进理论研究保持平静,可能是一件难事,但于学术研究而言,却又越来越成为一项必要的要求,这的确需要一种马克思式的“书斋”精神与“现实”精神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旨趣,更多地表现为基础理论及其沉潜性,并由此与作为社会运动及社会文化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作适当的区分。实际上,明智的研究者,恰恰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左翼活动中,识别其中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并展开研究,进而与相应的社会思潮展开对话。但如果研究习惯于追逐某种社会运动层面的前沿性,就完全可能轻视甚至无视那些具有持续性的理论课题及其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症候,就是过多地关注左翼社会运动,理论上比较多的局限于诸如资本批判等一般性的理论姿态,实质性的探索与研究还是不够的。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自觉地服务于当下中国的理论建设,应当形成相应的实践感及实践自觉,以克服理论与实践的疏离。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显然是服务于且能够服务于当今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不是无涉于当今中国,对于把握当今中国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性资源。有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及其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是否有能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置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背景进而展开开放性的分析与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实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在可比较的意义上说,目前国外一批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问题的观察与分析,理论素养以及创造性上,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研究他们,并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成原理,更不是要将他们神化,而是通过弄清他们的理论探索,进而对基础理论及其重大实践问题展开开放性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其关键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接近或进入他们的论域,并陷于其中以为职业(对于可能传世的人物及其理论,当然也有理由以专门研究为业),而是在于通过把握他们的理论研究进而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并转化为面对中国实践的研究能力,这便是本文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源化的目的所在。换个角度看,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将理论资源的研究转化为研究者的实践意识及理论创新与创造的能力。
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在理论资源本身的研究,还是在资源的批判性利用上,都表现出研究与实践的疏离。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及其理论探索的研究,因为并不清楚其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实际上是将其理论从其实践的应有关联中剥离出来,这实在是无益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把握。有时候,以弄清理论本身为目的,的确需要将理论与其实践基础作适当的剥离,以弄清理论本身的结构,并真正弄清理论的实践基础,但又反对将实践意识下降为偏狭的经验主义。强调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克服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应当对理论深植的实践基础有一种历史意识。
另一方面,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求把握其实践基础,还要求在把握其本身实践基础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和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进而更加深入地把握、分析与理解当今中国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更为直接的现代性实践及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和视野,这是我们努力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转化为中国实践分析的主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一直坚持将对现代性的揭示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结合在一起,因而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依然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而言,显然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与参考价值。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寻找自身的历史方位。鉴于现代性具有不限于资本主义的普遍的意义,而当代中国无疑又承担着现代性建构的历史任务,因而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资源,并不是要排斥或拒斥现代性。当代中国在现代性建构(包括全球现代性重建)上的担当,显然需要消化和汲取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资源在内的诸多资源。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的学科定位及其反思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一方面,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建设上,是落后于其本身的研究及其人才队伍状况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又应当形成一种积极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立,应当更加有益于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在学科建设上落后于研究状况,主要原因还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础与传统,但只是一个小的分支,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另外,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大学基础课程作为支撑,因此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师资及研究队伍。相比之下,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系的文学理论,已经形成了稳定并具有学科优势的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甚至于社会学理论、世界历史及其国别史、新闻传播、人文地理学等专业也形成了一定学科特色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这也符合国外马克思主义辐射于多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实情。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较晚,虽然在其中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并且随着近些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但同前述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已经形成并不断拓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很难说形成了学科优势。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领航功能,同时考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辐射性及影响,应适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使之与相关学科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展开交流与对话,共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有其当代走向,也是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创新及传播时,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改革开放以及建设面向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源弃之于外。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流于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理由形成一种批判性地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自信。本文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性意义,正是要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在学科建设上应当体现较强的包容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展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评价与批判,实际上更有利于“在马言马”“在马信马”以及“在马行马”。历史与现实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与“行”,应当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与格局,如此才真正有利于我们确立理论自信。
目前,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可能需要处理好不同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学科与学说的关系。学科本质上从属于学说,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如前所述,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种学说(或学派、流派),还应当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当代西方的表现方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世界视野。在这一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更应该较为充分地考虑这一资源的世界视野。而且,正如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就渗透并影响着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宽广世界视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中,因而也要求表达为相应的学科形式。在这一意义上,诸多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中都有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尊重这一现状。
现在有些学者有一种看上去不言自明的设想,即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明确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那么就应将所有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个想法不仅在现实上行不通,而且于理不合。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应当辐射于多个人文社会科学,且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多学科或跨学科格局,因而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就难以呈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实际状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较为自觉的学科开放意识。
不过,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的价值与理论引领特征,2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能够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会有助于不同学科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对话并提升研究水准。事实上,目前存在的不同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交流沟通不够,本身就已经制约了研究水准,也不利于实现这一研究方向的政治理论价值。有不少学科所引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源,实际上主要说来是功能性的,甚至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创新从而盲目引用国外左翼资源的结果,并无实质的学术理论推进价值。但马克思主义学科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因要求相应的学术视野明确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与创新,因此更适合于发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源性意义,也更应该与相关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展开交流对话。如前所述,这不是说要将不同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悉数纳入马克思主义学科,而恰恰是在尊重既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前提下,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涵性交流。
学科实力是学科间交流对话的基础。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确存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形。这一学科从发展到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成果及人物,并不容易。至少目前国内相关高校能够真正独立招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单位并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有实质内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博士点,通常意味着具备较为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实力。目前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基础性和常规性的方向发力,如果之外要加一个特色方向,也很少有学校会考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因此,即使在可见的将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开展有一定规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的建设,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经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其中毕竟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尤其是青年人才队伍。如果方向对,经营得好,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积极作为的。在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方向的前提下,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视野,提升研究质量,部分有条件的学院应当适时设立或申请获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与此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同仁也应增强研究的自主性,不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关注和致力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尽早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显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但必要的规模还是应当有的。而且,只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有实力反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使其理论资源效应得到较为充分的显现。我们深感,一个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要有足够的世界视野及理论资源。积极主动地并批判性地汲取相关资源,一定会有益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 [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6-05-19(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