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琛、赵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1920年4月到5月间，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发挥了指导作用，助力解决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进行了一般性论述。当前，深入分析和研究这篇著作中的党建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添砖加瓦”。
一、引言
20世纪初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广阔道路和光明前景，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和趋势。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带动和鼓舞下，西欧各国的工人武装起义和东方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欧美工人群众运动中也出现了以“左”倾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体现的“左派”幼稚病。在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催动下，欧美工人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冒进的情绪和主张，再加上理论素养不高和斗争经验欠缺等原因，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有“左”的倾向。他们因反对第二国际领袖的“议会迷”而拒绝参加议会，因反对第二国际的叛徒领袖而提出“打倒领袖”和“取消政党”的错误口号等。在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主观认为自己是“革命派”，在党内搞分裂活动。在这些“左派”当中，上层分子是极少部分，而大部分则是年轻幼稚的共产党人。他们把“左派”幼稚病带进革命队伍的同时，也给革命事业发展带来了隐患。列宁指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总的意图，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左派”幼稚病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对革命辩证法缺乏正确认识。对于考茨基和鲍威尔等第二国际领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列宁指出，“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列宁辩证地分析了“左”倾学理主义和右倾学理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左”倾学理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列宁从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左派”幼稚病，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与策略。
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内容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仅对“左派”幼稚病进行了深入批判，而且从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两条战线斗争、重视和发挥领袖权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一）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
制定和实行铁的纪律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重要区别，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经验。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领导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战胜了资产阶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定和实行了工人阶级拥护的铁的纪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还不甘失败。只有制定和实行铁的纪律，才能增强抵御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松散性和两面性的腐蚀，才能打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围攻，才能确保无产阶级有序地、有效地发挥专政作用。共产党人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制定和实行铁的纪律，坚决避免走向无政府主义。当然，列宁所强调的铁的纪律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是自愿性和强制性统一，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强制性。
对于制定和保持党的铁的纪律的条件，列宁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革命忠诚度、革命品质，是推动党员自觉服从纪律的内在力量。在制定和保持党的纪律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革命品质，在自愿的基础上增强纪律执行力。
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在开展制定和保持党的纪律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理性地审视阶级差别，把革命坚定性和革命包容性结合起来，在保持革命的坚定性，坚定维护本阶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也要增强革命包容性，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兼顾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最大范围内把本阶级的劳动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进而不断巩固党的纪律的群众基础。
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这就告诉我们，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人民群众认可的政治路线是制定和执行严格纪律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问题，列宁指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思想界寻找正确理论的道路并非坦途，历经半个世纪，俄国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和发展这个理论。“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是因为立足于俄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这个理论赋予鲜明的俄国特色、俄国风格和俄国气派。
（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纠正和解决年轻共产党人的错误，列宁通过回顾和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史，得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中发展壮大的结论。敢于并善于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不仅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也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必经道路。对于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顺序问题，列宁指出，“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放在了首位。在当时，俄国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工人贵族阶层被资产阶级收买和利用。为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俄国的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沙文主义等斗争中，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迎头痛击。
列宁也高度重视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进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当中。在工人阶级的队伍当中，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面性的“革命家”。在革命进入高潮之际，小资产阶级就会要求采取革命极端措施，幻想一蹴而就地实现社会主义。在革命出现低潮之际，小资产阶级就开始散播革命消极情绪，动摇革命立场或背叛革命。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社会革命党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狂热性”的代表者，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狂热性”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代表者。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在1908年和1918年分别与“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三）重视和发挥领袖权威
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因第二国际“领袖”成为叛徒就片面地否定所有领袖的问题，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袖权威。当时，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非常状态的交替迅速和缺乏对领袖的辨别力等原因，主观地将“领袖”和“群众”分离和对立开来，对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形成全面的认识，混淆了革命领袖和叛徒“领袖”的区别。这不仅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也会有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的危险。“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重视领袖在革命事业中的权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也是党性修养的基本体现，更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片面地将政党、阶级、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就是在削弱甚至否定领袖的权威。
在强调不能否定领袖权威的同时，列宁也对怎样发挥领袖权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这一论断表明领袖要形成不可分离的整体，阶级、领袖以及群众也要结成不可分离的整体。脱离了阶级和群众，领袖权威就不能正确发挥。领袖之间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领袖权威也不能正确发挥。“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重申领袖不专指某一个人，而是在政党中产生的领导集体，就进一步表明了领袖权威的发挥也不是个体性行为，而是集体性行为。简单地将领袖和领袖作用的发挥归结为个人，不仅是对领袖概念的片面化理解，也会影响领袖权威的体现和发挥。
（四）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理性对待妥协问题
在党的战略策略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与否就很难保证。因此，不管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为确保在革命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列宁及时地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针对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妄称妥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混为一谈，进而反对妥协的问题，列宁指出，“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左派”共产党人反对一切妥协，就说明了他们在制定战略策略方面的幼稚程度，暴露了他们宗派主义者的本质。一方面，在敌人强大且矛盾重重，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还存在大量中间阶层和小生产者的情况下，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通过适当形式的妥协，利用和争取暂时的同路人，而不是将暂时的同路人推向敌人。另一方面，在敌人占据绝对优势的形势下，也可以为了保留革命实力和争取缓冲时间而与敌人进行适当形式的妥协。
在与敌人进行适当形式妥协的同时，也必须善于分析不同性质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协”口号的同时，也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应该采取的态度进行了分析。
革命的妥协是在客观条件的压迫下为谋求无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而作的暂时的妥协，是完全有必要的。叛徒的妥协是以客观条件为幌子，为谋求私利而进行的妥协，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的。事实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历史上有很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而实行妥协的实例。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组织政府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就是典型证明。但是，由于“左派”共产党人对不同性质的妥协缺乏辨别力，不善于区分革命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因而把革命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一起否定了，这就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隐患。
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党建思想的当代启示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著作不仅解决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通过推进理论创新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意见。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正在深入推进，应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为指导，制定和实行加强党的建设的战略策略。
（一）注重纪律建设的系统性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不管是“极严格的纪律”还是“铁的纪律”，无不彰显着列宁对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实践具有根本性影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历史的主动性和坚定性推进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从中共一大强调保密纪律到中共二大党章专门设置“纪律”专章再到中共五大细化了违纪处分规定和审查程序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纪律建设的重视。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认识更加深刻，对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路径更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这种对党的纪律建设和应对复杂形势、完成历史任务之间关系的创新性论断，不仅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问题，也回答了“怎样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问题，大大深化和促进了人们对党的纪律建设原则的认识。总结列宁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两条逻辑主线就是“为什么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怎样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一是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强化全党纪律意识。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两大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贯通。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强弱，与党的思想建设水平相关，因为党的思想建设会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而纪律意识是党员干部思想觉悟的重要方面。只有把党的思想建设和党的纪律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铁的纪律。因此，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须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增强全党的纪律意识，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内在驱动力。二是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巩固党的纪律建设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基础力量，也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主体力量。要深刻认识群众路线教育在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认同和实践认同，动员党员干部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去，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为党的纪律建设打下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三是把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纪律建设紧密结合。执行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当前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对当前党的纪律建设而言，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就是前提和保证。要把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标尺”，强化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战略和政治策略引领，坚定党的纪律建设为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价值导向。
（二）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严肃批评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揭露其思想反动的本质，并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剖析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仍适用于新时代党建中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过“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倾向，导致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走了一定的“弯路”。之所以“左”倾思想会时有出现，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社会群众基础和思想理论根源。长期以来一些人总是把“左”与革命、先进对等看待，将“右”与反动、落后划等号，片面地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左”，这就催使他们宁“左”勿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若干阶段，也曾受到过“左”、右倾错误的一定程度影响。当然，也正是在与“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党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而推动党的事业持续走向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上，为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仅要全面剖析“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把防“左”放在首位的同时，也要防止一些人在反“左”的过程中走到“右”的错误道路上去，自觉而坚定地增强防“左”警右的定力和能力，时刻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线。
（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强调了革命领袖权威，不仅是对当时“左派”共产党人“打倒领袖”口号的有力反驳，防止和纠正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否认革命领袖作用的错误倾向，也对如何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进行了精辟而独到的阐释。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已经表明，坚决拥护党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非凡的政治智慧、厚重的人民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豪迈前进，不断应对和战胜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风险和挑战，开创和引领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人民领袖。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为应对和战胜来自国内外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坚决扛起和扛好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责任。一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由内而外的过程，需要在具备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之“知”的同时，在“行”上反映其成效，进而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中做到知行合一。要推动党员干部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之“知”内化于心，确保党员干部时刻具备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之“知”，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之“知”推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之“行”；更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引导，确保党员干部以高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面而准确地对标领袖，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知”体现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当中。二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能“跑偏走斜”。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同时，也要科学认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科学内涵，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中保持正确的理性，坚决防止出现“个人崇拜”和“盲目热捧”的现象和问题。
（四）增进党内和谐
列宁提出妥协思想是为了批判“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协”的错误口号。列宁引用了恩格斯批判布朗基主义者的话来对德国“左派”进行批判。这不仅批判了当时“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协”的错误口号，也引发了人们对增进无产阶级政党党内和谐的关注和思考。当前，党的建设中仍需要把增进党内和谐作为重要任务，因为解决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键在党；解决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增进党内和谐。
作为中共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党内和谐命题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被第一次提出。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被进一步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增进党内和谐。习近平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不断增进党内和谐。因为只有增进党内和谐，才能找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动力和力量来源。列宁为了批判“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不作任何妥协”的错误口号而提出相关妥协策略，具有增进党内和谐的当代价值，有利于在新的时代环境不断拓宽增进党内和谐的道路，不断维持和巩固党内和谐。
一是防止拒绝对党内矛盾实行妥协的倾向，着力增进党内和谐。世事万物都处于矛盾运动当中，党内和谐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党内矛盾的合理解决。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顺应党内矛盾运动规律，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一般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就主要形式来看，党内矛盾主要是思想斗争。那么，解决党内矛盾就要把解决思想斗争作为主攻方向，着重从思想层面化解矛盾。对于短时间内没法解决的党内矛盾，只要不是具有重大政治性问题和紧急性问题，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必要的妥协，绝不能把党内矛盾扩大化。
二是对党内矛盾实行妥协，必须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防止把增进党内和谐庸俗化。对党内矛盾实行必要的妥协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党内矛盾，必须在坚持党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妥协，而不是无原则地盲目妥协。无原则的妥协不仅不利于党内矛盾的解决，还会有积累甚至扩大党内矛盾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念和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党建思想有着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关系。这突出表现为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党建思想始终贯彻和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带来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当前，学习汲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有助于我们持续扩大和拓展党的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探索党的建设的新规律和新方法，不断实现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突破，奋力书写党的建设更华美的篇章。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年03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