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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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它贯穿于大政方针之中,旨在形成强大的国家自主能力,为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关于独立自主原则,国内学者的论述更多地集中在外交方面,而忽视了其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即国家战略能力层面。进入改革时期以来,一直有一种错误观点,它简单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在于对世界“开放”,与国际“接轨”,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独立自主发展战略在我国发展中的巨大历史作用。本文从历史角度对独立自主发展战略进行考察,梳理其在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和新时代如何增强国家自主能力,并对未来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要点进行一些粗浅思考。为了更好地说明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历史作用,本文放大历史视野,首先从西方资本主义霸权兴起的历史出发,梳理自主发展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一、自主发展能力深刻影响国家命运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两种发展道路。一种是内生的自主发展,一种是外生的依附性增长。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大国走的是内生的自主发展之路。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方式迫使其它国家围绕着它们的利益进行经济布局,承担特定的经济分工,执行特定的功能。围绕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工的国家成为外围依附性国家,它们走的是外生的依附性增长道路。发达国家可以不断发展,外围依附性国家则没有这种能力。当发达国家根据经济需要重新进行国际分工,或者承当某种经济分工的依附性国家的资源耗尽时,依附性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社会陷入混乱。一个依附性国家在某个时期经济会快速增长,但永远无法成为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围绕着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发展,是否有能力保护民族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免受外部风险的影响,保持持续发展,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这是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历史意义的关键所在。

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增强。感受到英国压力的国家纷纷致力于工业化。能否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自主地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关键。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自主能力(或者抵御外来武装侵略的能力)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迅速兴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首先得益于它们能够凭借武力保护自己的工业,免于英国先进工业毁灭性的竞争。“机械化棉纺来到欧洲大陆的第一波浪潮,是不断扩张的法兰西革命共和国有能力将英国商品排除在欧洲大陆的直接结果。从1806年11月到1814年4月对英国贸易品的封锁,为欧洲大陆棉花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保护了起初弱小的大陆棉产业,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工业。”在北美,独立战争使美国能够保护自己幼稚工业,使其免于英国工业竞争。当时的美国存在两种经济力量。一种是以奴隶制大种植园主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利益集团,它向英国出口以棉花为代表的农产品,主张贸易自由,是依附于英国的利益集团。另一种是本土新兴的工业利益集团,它立足于本土生产。为了避免英国的竞争,本土工业利益集团主张贸易保护。两个利益集团的冲突最终导致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工业集团胜利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工业迅速发展。南美国家正相反。南美国家根据欧洲的生产、贸易的需要,形成了奴隶制的矿业和大种植园。大矿产主和大种植园主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些生产者和商人成了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政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资助者,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权并能自由扩大原料出口业务——从而增加拉美对欧洲(虽然现在是英国)宗主国的更大经济依附。”北美的自主发展和南美的依附性增长使二者的未来发展截然不同。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正常而言,印度和埃及等传统的棉纺织中心更容易接受新技术。但是,印度和埃及由于殖民地化,国家没有自主能力,无法保护自己的工业,无法正常推进现代工业。印度传统棉纺织业技术高超。“至少在14001800年这4个世纪里,印度保持了竞争优势。印度还输入新的技术,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输入印染技术以及熟练工人。莫卧尔时代的一部著作列出印染45种色调的77种不同的工艺。”18世纪初,英国毛纺织品和棉布根本无法与印度棉布竞争,不得不禁止进口印度棉布。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殖民者“开始对输入英国的印度进口品征收比输入印度的英国进口品(以自由贸易为名)高出5倍至20倍的赋税,结果,他们只要认为必要就从形体上把印度工业一扫而光。”“到1850年,多少世纪以来一向出口棉织品到全世界的印度却进口了英国出口棉布的1/4。”宗主国英国的现代纺织工业蒸蒸日上,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却被去工业化。19世纪初,埃及统治者穆罕穆德·阿里致力于工业化。埃及一度成为地中海强国,棉纺织业甚至对英国纺织品形成竞争压力。但是,由于国力无法抵御英国军事霸权,1838年,“英国奥斯曼关税条约”生效,埃及被迫实行实际的自由贸易政策。由于无法保护新兴工业和国内市场,埃及工业化失败,沦为经济作物生产国。

纵观西方兴起并成为世界霸权的这段历史,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在美洲殖民,在亚洲进行武装贸易,逐渐在世界生产——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催生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后,欧洲强国依托现代工业形成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竞争力量,根据宗主国的需要,重新塑造殖民地的经济。欧洲强国致力于现代大工业,而殖民地则被塑造为以农业经济作物和矿业出口为主的依附性经济。殖民地的农产品、矿产品与欧洲工业品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交换,财富不断流向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殖民地则陷于贫困。要摆脱这种命运,殖民地国家就必须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工业化,要进行工业化,首先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国家能力,抵御西方强权,能够持续推进工业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和不平衡规律导致帝国主义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解体。亚、非、拉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纷纷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致力于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谋求独立和富强。是否能够拥有强大的国家自主能力,面对西方霸权,保护、推动工业化,决定着这些国家的未来。

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原本以农产品、肉类和矿产出口为经济支柱。1929年资本主义爆发大危机后,矿产和农产品的国际需求锐减,拉美国家被迫发展国内工业,自己生产工业品满足国内需求。这种工业化道路被称为进口替代。与此同时,土耳其、埃及、中国也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亚洲、拉美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推行工业化,希望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它们的工业化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拉美进口替代模式,从经济作物、矿产出口转变为国内工业生产,用本国产品代替进口产品,实行不同程度的国有化、贸易保护、为工业提供补贴和奖励等国家扶植政策。“几乎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成绩出色。尽管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甚至拉丁美洲国家,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无可否认地做得有点过分,可是20世纪60年代相对说来都是它们的兴旺时期,经济增长,工业化全速向前,生活水平提高。进口替代看来是与民族政治独立相伴而来的经济成就。”在这一期,主要拉丁美洲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在形式上独立,但是,经济上并未真正独立。这些原殖民地国家大多是单一的国民经济,过于依赖某种经济作物或者矿产出口,技术设备依赖于西方,普遍重视城市,忽视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在矿产或者经济作物价格高企时,它们忽视了将来可能的价格波动,将出口收入完全投入工业化,甚至不惜大规模举债。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国内问题,如粮食,总是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法国学者勒内·杜蒙对赞比亚领导层这样批评道:“人们谴责殖民主义、谴责国际资本主义或各种帝国主义。但贬低外国的这些人本身却又是首先盼望外国援助的人。似乎什么都欠赞比亚的。1979年粮食困难时,所有的人都只盼望一件事:伦敦会议结束以后能重新打开南方的通道。他们甚至试都不试内部解决方案。”针对热带非洲国家经济、思想中的依附性,勒内·杜蒙认为,非洲的前景在于“通过非洲人自己,自力更生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力量。”

由于殖民地遗留的经济问题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以及思想观念等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部依赖,无法形成真正的国家自主能力,无法应对突发的国际风险。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1974—1975年,世界粮食危机爆发,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从1972年的每桶2美元暴涨到1979年的42美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者因为购买石油、或者因为购买粮食,不得不向欧美银行不断举债,背负巨额债务。同时,一些产油国以石油收入为担保大举借债,推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四分之三来自欧美私人银行,实行浮动利率。1979年,为了治理通胀,英国和美国先后大幅度提升利率,美联储短期利率最后升到20%。欧美私人银行的商业贷款的利率与美联储基准利率挂钩。“美国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使第三世界债务国一年多付40亿至50亿美元利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国掉入债务“陷阱”。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还债,“债务危机”爆发。拉美诸国(以及后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债务危机,被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持下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这种改革不是从债务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从美欧国际资本的利益出发来调整“债务国”的经济结构,使国际资本就能够渗透和控制该国经济。如果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自主发展和依附性增长两条道路来看,在三大危机冲击下,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努力归于失败,再次依附化。拉美国家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成为西欧经济的边缘地带。热带非洲国家的境遇最为悲惨,它们的工业化彻底失败,国民经济解体。非洲成为战争、冲突、疾病、饥饿的代名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由于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极端地缘政治风险,国家具有强大自主能力,石油、粮食、债务等三大危机对中国没有形成冲击。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中国走向世界,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二、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战略

在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是最突出的代表。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这一原则也是一种革命发展战略,即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于军民自身力量和努力,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独立自主发展战略,以国家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立足于自身,依靠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发展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高度重视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安全,根据客观可能性进行建设,留有余地,警惕重大突发事件,不断增强国家自主能力,使中国能够在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中,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苏联提供了重要经济技术援助和指导。对于当时党内出现的对苏联依赖和迷信倾向,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的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认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立足于自身,在这个基础上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改善中国发展的条件,但不能单方面依赖外援,更不能牺牲国家独立来乞求外援。

改革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积极争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这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邓小平对国际垄断资本和西方霸权有着清醒认识。邓小平认为,国际市场已经被国际资本垄断,中国要打破这种垄断,必须长期进行艰苦奋斗。他指出:“过去,一些比较小的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了他们,它们的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也比较容易钻空子。资本家把高额利润分一点给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就显得改善很快了。”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二)坚持建设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物质基础。建国后,中国坚持建设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中国实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懈努力。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没有局限于短期眼前利益,也没有屈服于外部压力。二战后,苏联以自己为中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搞经互会,进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从短期看,如果中国参加经互会,在苏联的援助下专门从事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发展可能会更容易、更快,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用品会丰富一些。但是,这会影响中国重工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也会影响建成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长远目标。1953年,赫鲁晓夫试探性地邀请中国加入经互会,毛泽东不容置疑地拒绝说:“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到1969年,我国完成著名的工业“156项”重点工程,建成完整的重工业骨架。

改革时期,我国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引进技术设备的原则,首先要保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升工业的关键技术环节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不断推进现代工业体系发展,增强国家的力量。邓小平指出:“外汇的使用原则是要集中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上,目前要用在发展钢、电、煤、石油、铁路等方面……引进的项目要排两个队,一个是项目的排队,按照轻重缓急;一个是时间的排队,分个先后次序,不要抢在这一两年。主要是引进尖端技术。”

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成独立的、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中国形成了相应的技术体系、研发体系和教育体系。同发达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国都可以制造,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中国都可以迅速吸收转化。中国的新生工业体系有着迅速升级的能力。在重工优先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吸取苏联轻视农业的教训,以农业为基础,不断优化农、轻、重之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独立自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积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准备。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侵略。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推翻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目标。帝国主义一直图谋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时期,“大跃进”的“左”的错误、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索要债务,再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鉴于这些历史教训,中共领导层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高度重视预防突发事件和灾害。在制定三五规划时,毛泽东指出,当时的计划方式,“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进行经济建设时,一定要考虑突发的天灾、战争和其他突发事件。 越南战争升级后,针对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的安全弱点,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建立战略后方基地。对于可能发生的战争,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改革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利用外资时的经济安全问题。邓小平指出:“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中国引进外资和西方的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壮大自身,必须警惕西方“卡”中国的脖子,必须警惕西方借助突发事件控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坚持渐进可控原则,对事关国家发展未来的产业部门进行必要的保护,对外资的进入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和正确的政策引导,从根本上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尤其是民族工业的安全。

(四)以粮食为代表的战略物资不能依靠别人。

毛泽东主张,在建设中,凡是自己能办到的,尽量自己办。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如粮食、石油,一定要靠自己。毛泽东在评价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的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时指出:“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1964年,中国周边形势恶化。毛泽东高度关注粮食问题。毛泽东在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5年6月9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时说:“要搞些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石油工业你们已经有了,还要发展农业,粮食不要靠进口,不要从美国进口粮食。”1965年10月12日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还有一个外粮中调,哪一天能做到一颗粮食也不进口了。”为了战备,中国高度重视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自给自足。进入改革时期,我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高度重视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的控制。

(五)建设要根据客观可能,留有余地。

鉴于“大跃进”中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重大损失和苏联趁机“逼债”试图控制中国的教训,在制定“三五”计划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制定计划要根据客观可能,要留有余地,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能够掌握主动。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毛泽东指出:“一九七○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留有余地,党中央决心既不借外债,也不借内债。毛泽东指出:“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资金从农业和轻工业方面来,从重工业方面也来一些。”1969年,我国宣布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是为了独立自主,留有余地,应对突发灾难而施行的稳健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中,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速度的客观可能性,政策坚持渐进,留有余地。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大规模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积极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强调客观可能和留有余地。1978年夏,在国务院务虚会期间,陈云对国务院领导同志说:“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战略,高度重视提升国家自主能力,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自主能力。在20世纪70——80年代相继发生“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债务危机”时,中国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因此,在改革时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够根据国家目标和人民的利益,把国际资源,如资金、技术和现代化经验,作为自己不断发展的外部条件,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形成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新时代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新时代,中国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构而凸显的不确定性中,如何稳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立足于自身力量,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不断提升国家自主能力,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2013年11月12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2014年4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针对全球化、信息化对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安全面临的国内外复杂情况,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要思想。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经过不懈努力,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初步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形成了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完善了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立了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在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过程中,国家发展与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发展成果为国家安全的实力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安全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进一步促进发展。

(二)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增强技术自主。

新时代伊始,习近平提出创新驱动新发展理念。2013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驱动,增强技术自主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西方的科技水平有较大差距,从西方购买技术相对较容易。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西方跨国公司不会真正把技术转移给其它国家。它们牢牢把握着核心技术和研发部门,转让的往往是二、三流技术,以此将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锁定在低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西方技术,掉入“落后——购买——再落后——再购买”的陷阱。一旦形成技术依赖,发展中国家就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成为“永远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要避免这种技术依赖,保障、增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我国产业自主。

新时代,中国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是其中重要的战略性举措。2015年,中国制定、实施《中国制造2025》。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首个十年纲领,对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提升产业自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以来,国际产业分工出现了一种最新分工——产品内分工。这种分工由跨国公司主导,将一个产品的生产分为不同的环节,根据利润收益情况在全球布局,形成产业链和价值链。从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处于两端的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等环节和市场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附加值非常丰厚,而制造、组装环节附加值最低。价值链的这种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被产业界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来看,我国传统制造业大多数集中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组装环节。制造业附加值低导致我国沿海外向型制造业利润微薄。一旦国际经济出现重大波动,这些企业就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产业升级,将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向价值链两端高利润空间拓展,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我国市场自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我国市场自主性,增强经济自主和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

生产与消费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在现代社会,市场也是国家战略资源。在建设时期,我国经济完全依靠国内循环。改革时期,我国逐渐参与世界经济。20世纪末,为了解决我国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急需的外汇问题和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我国开始实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为重工业技术升级提供资金,以国际大循环推动国内循环,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化。“国际大循环”的特征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它能发挥我国劳动力优势,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但是,“国际大循环”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依赖性大。随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和环境生态危机等不确定因素增多,如果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一旦突发地缘政治风险,我国将面临严峻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将扩大内需(主要是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将经济发展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主导。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内需主导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 “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立足于扩大国内大循环,主要有三个关键点:其一是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其二是努力增加人民群众收入,释放消费能力;其三是统一国内大市场,各省市根据各自优势在大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五)高度重视粮食、能源、重要资源安全,确保战略资源自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安全。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仅以粮食安全为例。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一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13年5月14日,习近平在天津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同年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时,习近平指出:“必须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习近平提出的粮食安全战略是我国新时代粮食发展的指导思想。

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安全,使我国在突发国际重大风险时,不被卡脖子,不被讹诈,牢牢掌握主动权。

(六)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突发事件面前掌握主动权,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习近平强调,党的各级部门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既要高度警惕极其罕见的、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也要高度警惕潜藏着巨大风险的貌似平常的“灰犀牛”事件。

在制定三五规划时,毛泽东提出搞建设要留有余地,以应对突发事件。习近平提出的底线思维是对留有余地原则的继承和发扬。

四、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和环境生态危机等不确定因素增多。近年来,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重构有加快趋势,地缘政治风险源点增加。随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自主创新、高新科技跨越式发展,西方霸权遏制我国发展的意图越发明显。因此,中国要坚持新时代独立自主发展战略,借鉴冷战时期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大力增强国家自主能力,应对突发极端地缘政治风险。

(一)粮食生产立足于自身,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处于较好的水平。但是,我国有十四亿人口,耕地面积相对较少,我国城市化仍在发展中,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增产与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导致粮食进口出现不确定性。在国际竞争下,再加之我国“大国小农”状况,低收益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些因素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要确保耕地、良种、粮储。我国相关部门应对粮食储备、耕地数量、耕种数量认真清查评估,切实掌握真实情况。要坚决确保耕地面积,不能以各种理由越过红线。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善耕地土壤。我国要加快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规模经营。我国要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尤其是育种技术。我国在分子育种、遗传育种、生物育种等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量为7.27万吨,进口额达4.75亿美元(约合32亿元人民币)。过度依赖进口成为我国农业的软肋。” 我国还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证良种研发可持续发展。还有一点必须强调,随着粮食产量增高到一定程度,投资的收益就会变小。即使投入巨大,但粮食却只能小幅度增产。因此,我国要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粮食。与以大幅度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相比,这更简单易行。

(二)大力发展新能源,确保石油安全。

石油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进口依赖度过高,达到70%左右,这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我国要以我为主,坚定不移构建石油安全体系。在国内,要加强石油勘探和开发,提升技术,提高开采效率,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大力研发相关技术和机制,要加强石油战略储备,确保应对突发事件。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强石油进口多样化,依托“一路一带”,加强相关国家合作,提升石油运输线安全度。作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应积极与其他重要石油进口国构建石油消费国组织,提升国际石油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全球变暖和全球碳排放、碳中和问题,我国能源结构必须要进行多样化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我国能源多样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截至2019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在诸多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中国已处在或接近世界科技前沿。” 在未来发展中,我国应以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优势和市场优势为牵引,大力发展新能源,降低石油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实现石油安全。

(三)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西方跨国公司使用各种手段保持技术垄断,将发展中国家产业低端锁定,使其形成技术依赖。因此,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也无法依靠产业转移获得,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核心技术不仅涉及价值链中的价值分配问题,还涉及国家安全。不管是规模多么庞大的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就会受制于人。西方霸权国家一旦以核心技术作为制裁手段,相关产业就会陷入危机,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新时代,在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发挥国家的指导作用和市场功能,探索、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核心科技。其一,发挥国家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传统主导优势,以国家力量进行重大科技攻关;其二,将国家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激发科研创造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其三,推动军工与民用相结合,以先进军工技术提升民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其四,基础教育领域推动创新素质培养。

(四)重要产业的产业链关键环节向国内延伸,做好战略“备份”。

在建设时期,为了应对敌国突然发动战争摧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工业部门,我国曾经把关键企业(或者独家工业企业)搬迁到内地,以此加强工业体系的安全。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技术封锁可以看出,把中国驱赶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已经成为美国的既定战略。我国的一些战略性产业、新兴科技产业正在扩张产业链。如果说,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前,这些产业首先思考的效率和效益,那么,现在,相关产业则要以安全为前提思考效率问题,尤其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必须自主可控。因此,我国产业应继续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但更多强调本地化、区域化和在关键链条中增强自主、可控力,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 从长远来看,关键产业、关键环节,要在国内建立战略“备份”,保证在突发地缘政治风险时,我国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正常运行

(五)坚持底线思维,留有余地,稳健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现实可能性进行建设,做好充足后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这是我国建设、改革时期增强国家自主能力的重要经验。习近平继承发展这一重要经验,提出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冷战时期中国恪守的“既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的原则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财政赤字政策和适度的债务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仍然要重视国际风险和国内的系统性风险。在现代经济中,过度的债务能够在短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会催生泡沫,形成系统性金融隐患。在泡沫达到一定程度时,突发事件会导致泡沫破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国际金融危机,过度举债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地缘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对外援助、对外投资量力而行,避免陷入海外债务陷阱。” 坚持底线思维,留有余地,稳步推进仍是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六)推动国际关系更加合理化、公正化。

中国已经成为有着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远远超出国界之外。因此,中国的独立自主,不仅要在国内深根固本,站稳脚跟,而且要走向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不管是殖民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还是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是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秩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决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改革者和建设者,使其更加合理、更加公正,使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总之,新时代独立自主发展战略,不是要孤立封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也不等于忽视外部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规模、技术创新的动力都依赖于市场的规模。忽视国际市场,将把中国经济体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将把发展限制在一定的空间。在短时期内,它会提高中国经济安全,但是,长此以往,规模限制将使中国经济丧失活力。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战略,是坚持底线思维,把国家安全和经济效率有机结合,是把站稳脚跟和积极进取相结合,在畅通国内市场时,积极发展国际市场,使二者相互促进,使中国成为自主的具有高水平开放经济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简介:梁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