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江生：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 在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重大历史成果，对于人类进步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累积，终于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人推动自身全面发展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些变化最重要的标志。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既缩小了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带动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从而全面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
从经济力量变化看。在总量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00年，发达经济体的GDP为26.8万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量为7.1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只有发达经济体总量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点。而到了2020年，根据IMF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升高到49.81万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达到了34.04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发达经济体总量的近70%。其中，中国经济总量由2000年的1.21万亿美元跃升到2020年的14.86万亿美元，大约是20年前的12倍，占到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的43%还要多。在人均GDP方面，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00年，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为2.7万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仅有1400美元，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19，世界平均水平5640美元的1/4。而到了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为4.6万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为5170美元，提高到了发达经济体的1/9，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95万美元的1/2。20年的发展成果，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基本达到了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极大地减弱了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情况。
从科技力量变化来看。过去10年，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科研投入增长率也高于发达经济体，促使科技实力差距缩小。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从科研投入看，2018年，中国的研发支出仅次于美国。以过去20年中美两国研发支出年均复合增速为基础测算（分别为21.3%和4.1%），2021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占美国的88%左右。从科研人力投入看，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2] 从2010年开始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数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为22.5%，美国则是17.7%，比美国高出了近5个百分点。这些年来，这个数据对美的优势还在迅速扩大加大。从科研产出看，中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42.6万）在2016年首次超越了美国（40.9万）。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369.8万件，授予专利权183.6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虽然凭借长期的积累，美国的科技创新整体实力依然强于中国，但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3]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
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之后，匈牙利于1919年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波兰于1944年成立人民共和国，同年成立了保加利亚共和国，1945年越南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阿尔巴尼亚于1946年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于1947年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8年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作为国家实体，进行力量博弈的第一个阶段，表现为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增强。
1991年，苏联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由原先的15国锐减为5国。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有的被迫改名换姓甚至解散，亚非拉社会主义运动也经历严重挫折。国际上充斥着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终结论”，许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趁机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和政策，不仅在本土全面推进私有化，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等民众力量，还在国际上以“普世价值”的名义，鼓动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这是社会主义受到了空前挫折的阶段。但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正在为社会主义从挫折中走出来积蓄着历史的伟力。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为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悄然巨变。从国家的发展角度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为全世界期望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角度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证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实践，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发展史中的一个缩影。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小康”概念外延的阐述不断发生着微妙变化，但就其本质内核来说，就是要实现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可以更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与社会主义有着同样的价值依归。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三）人推动自身全面发展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极大地提高了人全面发展的程度，使得人推动自身全面发展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尤其是对全球过去三十年寿命与健康、受教育程度以及生活质量这三个基本人类发展指标的全面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0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官方数据显示，将人类发展指数分为四个不同的组别，（1）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为0.779；（2）高人类发展水平为0.568；（3）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为0.437；（4）低人类发展水平为0.352。除发达国家和少数个别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第一组（极高的人类发展水平），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后三类，当年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类发展水平为0.516，尚且达不到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水平（0.598）。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极大提高了我国而且提高了全人类发展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按组别分别达到了：（1）极高人类发展水平：0.898；（2）高人类发展水平：0.753；（3）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31；（4）低人类发展水平：0.513。比之1990年的人类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达到了0.689，已经远远超出了30年前高人类发展水平的档次。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是全球人类发展进步最快的地区，这一切都与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密不可分。经过约30年的发展，我国不仅在普及宽带互联网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提高预期寿命、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2019年的报告显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9岁提高到2018年的76岁。与此同时，成年人预期受教育年限从8.8年增加到13.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也从1530增加到16 127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美元），提升了十倍以上。自1990年引入人类发展指数以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使得人推动自身全面发展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
二、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有这样，生产关系变革才能在其基础上不断向前，从而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一直以来，社会主义都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的，这一点与资本主义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有着根本区别。
从改革开放开启小康社会建设征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把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作为判断建设小康社会进展的重要标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就提出，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付诸行动，其中内含着生产力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同时也向世界生动地诠释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最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容。习近平明确指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4] 特别强调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小康所蕴含的“全面”，不仅要求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覆盖的人口、区域也要全面，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进步，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的共同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求我们消灭绝对贫困，同样要求我们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做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决策，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来抓。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消除贫困这个“短板”尽快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在农村，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这是最大的“短板”。“虽然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样的小康，但如果现有的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全面小康也不能让人信服”。[5] 由此可见，推进全面小康建设，一个根本的追求就是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有力地证明了贫穷、平均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深刻体现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表明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把这种追求真正落到地上，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和美好未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6]“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7] 到1921年，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些先进分子中的传播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翻开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篇章，经过蜿蜒曲折的前行，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谋福利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有成功的欢欣，也有曲折的教训，但方向的正确决定了最终成就的必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首先，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万亿斤，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稳固。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项目相继推出并取得重大成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其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消耗强度大幅下降，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我国积极融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此外，我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站起来，使中国富起来；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看向未来，也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使中国继续富起来的进程，走向强起来的明天。
三、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途径
（一）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崭新的道路选择
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按照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约7.7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占当时世界贫苦人口近四成。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减少至43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2%，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至2020年11月，全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1981—2012年，我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少贫困人口的71.82%，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展土地改革，超过3亿的农民获得土地。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1986年，建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国家扶贫标准，划定重点扶持区域，制定支持政策，启动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此后，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持续推进减贫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建立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当前世界上还有29个低收入国家，50个中低等收入国家[8]，以及其他几十个为贫困问题严重困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20世纪中叶以来经历各种艰辛斗争从殖民地、半殖民走向民族独立形成的。在为战胜贫困所做的几十年探索中，他们曾使用西方的方法，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使用苏联的办法，尝试了进口导向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推出了一体化农村发展发展计划、边区发展计划、扶贫行动方案（PAAP）等等，但依然效果了了。
今天，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趟出了这样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崭新的道路选择，带来了成功的希望。
（二）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想
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超过7亿人实现脱贫。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不可分，这也为世界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阐明了，一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9]。人民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享用者、社会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费者。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没有了人民，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都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切身利益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要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 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的全部奋斗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1]，要从群众中不断地汲取智慧和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开展一系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脱离群众。党的基层组织也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时时刻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中国之所以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时时刻刻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不可分的。那么对于扶贫减贫这个复杂的大工程，世界上试图完成这个大工程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应该在扶贫减贫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协调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呢？
（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摆脱贫困的中国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针对贫困这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结合自身特有的经济基础、体制背景、贫困人口数量和分布特征，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减贫之路，在减贫的体制和机制、主体和目标等方面都形成了摆脱贫困的中国经验。
首先，在减贫的主体上，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相结合。贫困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除了由政府主导外，反贫困还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来推进才能更加有效。在政府主导方面，中国探索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方式方法：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特定时期经济、教育、科学、社会等发展做出规划与部署，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计划整体布局。二是各级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县级政府相应成立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本级的扶贫开发工作。三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制定了适宜的减贫战略规划，并制定出台相关文件，凸显了政府的主导和重视。在社会多元参与方面，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办法：一是组织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二是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扶贫开发，落实定点帮扶制度。三是全社会各行业其他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
其次，在减贫方针上，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配合。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坚持“以开发式扶贫为主，救助式、保障式扶贫为辅”的基本方针，将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相结合。其中，开发是促进贫困地区自我积累和发展，救助、保障是以救济方式保证贫困人口生存。显然，救济等“输血”式扶贫只能在短期内缓解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困难，不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能力。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劳动能力，即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如残疾人、孤儿、孤寡老人等，开发式扶贫难以使他们脱贫致富。为了保障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生存和生活需要，需要给予直接的救助救急，即依靠救助式和保障式扶贫。
再次，在贫困瞄准上，区域瞄准逐步向精准扶贫过渡。各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所遇到重点和难点基本都是如何提高扶贫对象的精准度和瞄准度。我国于1986年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实施区域型的扶贫开发战略，划定贫困带和贫困县，以贫困县为单位，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来缓解贫困。但是以贫困县为扶贫单位会将非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排除在扶贫事业之外，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而贫困县的扶贫资源可能过剩流入非贫困家庭，造成扶贫效率降低和社会不公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贫困人口分布日益分散，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开始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状态，原有贫困县覆盖的贫困人口呈现下降趋势，贫困的瞄准精度越来越低。这就要求瞄准主体日益微观化，所以减贫的工作思路从以区域瞄准为主逐步向群体瞄准和个体瞄准转变，也即向精准扶贫的方向转变。
这一条路，这些经验，也许不是任何国家能够照搬照抄的，但一定能的是，可以成为各国减贫的经验参照。毕竟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发展背景和发展需求。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理论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