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立为我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座新的丰碑。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八个明确”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体现在第二个“明确”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关乎全局，而又具有广泛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在实践上体现着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在理论上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光辉。因此，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论断为例，本文将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渊源与内涵：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依据私有资本增值规律研究经济运行中的单要素作用，并将科技、劳动、土地等不同于资本的要素进行资本化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超越了资本的限制，从历史的高度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客观规律，指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影响，而且生产力是这一矛盾运动中的根本动力。这是研究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和经典视角，也是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渊源与内涵的科学前提。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渊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生产力体现了人们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最终的目的是满足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生产力要素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能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社会大生产范围不断扩大，各地区、各领域、各部门的生产发展日益呈现出多样性、联动性和紧密性，共同搭建起社会化大生产系统，处于其中的劳动对象、劳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等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作为劳动者的人都应该是生产力发展的中心和主体，最终目标依然是满足人们对更高质量生存、生活和发展及其相应物质文化产品等的需求。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协作大发展，带来了劳动者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交流与互动的加强，形成日益紧密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每个人得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具有阶段性、滞后性和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特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便是具有独特特征的所谓特定社会关系，涵盖了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活跃性不同，这种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往往就具有惯性和滞后性，对生产力的影响最终由推动转化为迟滞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终会打破这种滞后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二者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作用，是在对立统一规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并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说，社会主要矛盾便是在二者矛盾运动中不断变化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主要矛盾变化同样遵循这种发展规律，在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方式。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内涵

在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后，“头上”的问题基本解决，新中国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脚下”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这也是关乎全局发展的关键问题。在遵循历史规律和深刻把握国情的基础上，党中央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先后做出了三次判断：

第一次判断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提出，刚刚完成三大改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知，中国人民对于国家要建立更加先进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已同当前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产生现实矛盾，对于社会经济文化要迅速发展的期待也同客观物质条件上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第二次判断于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经过了拨乱反正和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中国，在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中国人民对于物质文化所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矛盾。第三次判断于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创造了“两大奇迹”、即将迎来重要历史交汇点的中国清楚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迈进新时代的过程中已经发生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放在关乎社会主要事业发展的全局地位来看，在各类矛盾中具有主导和支配地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三次判断分别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事业在三个阶段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发展基础问题、发展速度问题和发展质量问题；三者都是基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先进生产关系、人民需求等实际国情作出的科学论断，在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发展思想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表现形式上又富有创新性和时代性。概而言之，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解决人民生活需求的满足问题，满足手段便是立足国情、加快创新，包括生产力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生产关系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同时也有阶段性差异问题，是在生产力的绝对落后、相对落后和相对发展三个阶段上致力于各自特有需求满足的发展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中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性问题。

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科学论断问题，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的发展成就上做出的新的科学论断，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需要看到的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完全满足人民生存需求、基本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对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同生产力发展在摆脱绝对落后、相对落后基础上更高水平的结构性失衡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该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依然是矛盾解决的根本目标，后者是矛盾解决的主要领域；但二者并不表现在某个产业或区域的具体层面，而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整体的部分，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美好生活的价值论内涵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自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和标的，认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的需要和人民满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和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描述。

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依托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实现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与跨越，体现了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需求层次的递进和提高。相对过去的需要，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和形式都将更加丰富多元，“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鲜明地揭示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论内涵，既反映了已有的发展成果，也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需求内涵及其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开了历史发展新的一页，不再是“亡国奴”,而是新中国的主人；不再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独立和解放基础上的国家富强、生活安定祥和为目标。从此，中国人民的需求真正地转化为对先进工业国的需求，以及对体现为生活用品“有无”的基本生存需求，是“站起来”后的“站稳”需求问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全面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改革转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发展基础上开启了解决自由劳动、实现温饱问题的新征程。中国人民这时的需求可以界定为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求，以及对体现为物质文化产品“多少”问题的基本生活需求。概而言之，是中国人民对于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富起来”的需求问题。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人民的温饱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人民对更加美好的生活需求成为新的需要。一方面，吃穿住用行等生活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和保障，物质产品更加丰富，精神文化产品层出不穷，生活需求的“数量”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深度调整，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带来的影响是：人民对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养老、医疗等公共保障和安全的需求大幅增加，人民生活越来越重视“质量”层面的需求，是“强起来”的需求问题。

人民群众此时的需求已然体现为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已然体现为全方位满足和系统性更新，既包括初级的或基本的，也包括更高层次的；既包括个体的，也包括公共的；既包括已有的，也包括新生的。根据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于2017年12月开启的新时代人民刚需调查，除了食品安全、康养、医疗等需求外，包括空气质量提升在内的生态环境需求已然进入了迫切等待满足指数的前10位。无论是在哪个发展阶段，政治清明、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产品生产与消费等都是需求层面的热点问题，但是，生态环境或生态文明的需求则不然，是在生产力发展已经取得相当积累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前者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内部人的发展、人与人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的是社会系统内的人与外界大自然的问题，如此一来生态文明需求也就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即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好注脚。

(二)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求：以生态文明需求为例

不同于过去集中于社会物质文化需要，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加并突出了生态环境的美好需要，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对生态文明的重视构成了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判断及其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深思，为什么生态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中会占据重要地位?我们不妨再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来寻找答案。马克思重视自然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他把自然力也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认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如利用水力、风力发电，利用太阳能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正因为自然界也是财富的源泉，人类通过自然创造财富和价值的途径就不局限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这一条独木桥，而同时包括了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坦途。人类改造环境是在创造价值，人类修复环境同样是在创造价值，这二者之间的价值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

“两山论”的理论高度就在于看到了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这一重要现象，为新时代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自然资源环境既是生态环境再生产的对象、又是社会进行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消费对象，这就决定了自然生态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做出多项关于保护自然生态的科学决策。从全面推行河长制到京津冀联合治理雾霾，从推动形成国家公园体制到大力推广国土绿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和保护，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只停留于对环境保护进行经济成本核算的单一层面，而是做到了多元的系统考察，视环境本身为生产力。

把自然生态文明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统一，也体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念：只有通过完成劳动并且获取劳动成果，人类才能获取其作为人类的尊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人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保护与修复自然，并最终拥有和享受自然生态，这就意味着成功跳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与其劳动目的、劳动过程、劳动产物产生分离，并步入异化的恶性循环。由此不难看出，被誉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有力地展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深刻认识与灵活应用。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生产发展的变化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科学论断是对中国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精准阐述。

(一)社会生产力总体获得显著发展

如何判断?首先，让我们回归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进行查看对比，对生产力各个要素的变化进行逐一地审视。在劳动者方面，劳动者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既包括农业、工业生产的劳动者，也包括服务员劳动者；既包括传统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包括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同时，劳动范畴和价值创造方式也因为共享经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而呈现更丰富的面向。在劳动对象方面，一方面，航天工程与远洋深海及其探测技术的发展、能源革命的深入，中国劳动对象的范围大大拓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将传统只起到记录生产资料功能的数据本身转化成为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既可以是单一数据，也可以是系统数据，还可以是多种数据的组合。在劳动资料方面，在中国全面进入数字时代的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了劳动资料的位置与形式。劳动资料从工厂转移到网络、从机床转移到个人的电脑与手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使得作为生产工具和设备的劳动资料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被动物体的范畴，而是成为了包含具有模拟人的思维和智能的机器人或机器程序。

其次，从中国生产力发展数据方面进行查看对比。就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及其速度而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在2019年已经超过9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经济增长率近十年来虽然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始终保持在6%以上，但是依然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分别为4%和2.6%)。全员劳动生产率(按2015年价格计算)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107327元/人，比2017年提高6.6%,而且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保持在6%以上的提高速度。中国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和劳动效率的提高都在说明生产力发展已经在实现量变的基础上进行着质的转变，绝对落后的原有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

在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获得巨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特征。发展不平衡直接体现为东中西、南北、城乡等区域之间，一二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差距，根本体现则在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实际实施的发展战略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共同致富。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先是采取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际执行的结果是要素收入高于劳动收入占比，效率优先得到重视，公平原则却没能兼顾，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4%以上，虽然相对过去有所下降，但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处在国际通认的收入差距比较大的警戒线0.4-0.5之间。

无论是区域具体层面和产业具体层面，还是生产具体环节和分配具体环节，都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直接表现，但是，如果仅停留于这些层面和环节，那么，就不免丧失了整体观念，误解了新时代主要矛盾之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学内涵。深思之就可以发现，这些具体层面和环节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在过去是存在的，现在是存在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会继续存在，如此一来便可得出一个结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结论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的，是在科学而完整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的区域、产业、生产、分配、消费等具体层面的成绩与不足基础上得出的，是一个与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层次更加复杂的完整需求相对应的整体性概念和结论。

(三)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

生产力发展是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实现的，主要的途径是设计和生产产品及相关操作工具与技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在旧动能即要素投入规模扩大作为驱动力的发展贡献度逐渐降低的时候，创新这一新动能存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导致生产力发展质量不能全面及时地提高。总体而言，作为技术研发与应用之源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创新不足，不能提供下游环节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也就不能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支撑，此外，科技创新呈现出点状特征，散落于不同行业中的不同环节或企业中，往往不能形成链条式的协同创新。这就足以解释以下现象：一方面，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早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依然还处在中低水平，创新指数在2016年时也仅居于世界第25位；一方面，国人在跨出国门抢购日本马桶、法国香水，以及某些顶级品牌包，另一方面，国内同类产品却无人问津。

不难发现，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直接体现在供给水平不足，根源则在于创新不足与创新落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时下全面深化改革主线也就顺理成章。就其原因而言，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原因既包括生产要素领域的科技创新规模不足、质量不高、基础不牢，以至于诸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也包括生产要素配置领域的体制机制等影响因素。需要明确的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是已经有了一定积累并处于较高发展水平下总量不足与结构性不足并存的问题，是一种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落后相对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不充分，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不充分。

四、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慧

回顾国内外发展的过去与现实，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同样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应对之策截然不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具体层面环节的“技术性操作”,在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而不是西方迷信城市化、不断制造特大城市以至于无视区域发展失衡的做法。在解决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上，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视政府在引导产业平衡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西方的“大市场、小政府”。在发展逻辑上，强调人民立场，从人的自由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人和社会的发展，跳出西方崇拜的私有产权和资本的怪圈；通过全球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脱真贫、真脱贫”的不懈追求，进一步夯实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基础，这与仍沉浸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余震中、面对“承袭制资本主义”却束手无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注重“小处着手”的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注重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所需要的顶层设计，将其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格局中，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系统解决，实现“大处着眼”。具体来说，优化顶层设计以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就需要保持人民立场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不变，保证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完善的有机统一，保证更高水平的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保证稳定、发展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实现就需要坚持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既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格局，也要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这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下的宝贵经验，也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注重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坚持与应用。

新时代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有其必然性和阶段性特征，也必将在发展中进行解决，因此，展望未来更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主要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生产力自身的发展问题，也需要考虑生产关系改革完善问题，更需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摒弃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财富创造和增加”为核心的思想，用人民立场替代资本规则，让资本和资本增值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辅助手段。第二，进一步推动“四个全面”,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打破影响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和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桎梏，更好地保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从产业链全面性、稳定性、创新性、韧性等四个方面提升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有效转化，并配套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特别是在疫情当下推动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健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各级主体的社会分配可获得性，从而进一步构建“双循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充沛的物质基础。第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设实情，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基础创新研究，平衡区域、产业、城乡、群体等各层面的发展，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想，“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障人民能够既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建设中去，又能够充分享受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发展的美好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统一，兼顾新发展理念与实际国情的结合。具体来说，不同的国家所秉持的发展理念，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坚持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设计往往是不同的，但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能要素是相同的，大致包括科技、劳动、资本等决定性因素，以及调控政策、发展思想等影响性因素，之所以出现表现差异，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同导致了这些因素安排的不同和生产效率与质量的不同。因此，早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就曾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所提出的经济学说，其目的应是能够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就是要不断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在具体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成果，应对“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尴尬境地，努力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需求的变化，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就是这份答卷的标准答案，生产力的充分和平衡发展则是完成这份答卷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可以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关乎全局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反映，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历史发展潮流、国内外发展大势，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键时期给出的新时代回答，具有深厚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内涵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更高水平上的供求平衡与人民满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来源：《东岳论丛》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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