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百年大党历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重要原则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起并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都牢牢把握独立自主这一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本文按照历史的纵向维度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独立自主原则的发展脉络展开研究。
一、独立自主思想的萌芽与形成（革命早期）
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会议上，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出了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表明了我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1923年，面对强大的敌人，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同反抗北洋军阀的策略。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中第六条明确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建立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独立自主的一个重要文献，它表明尽管当时党的人数、力量均相对弱小，但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既不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也不依附于国民党，在纲领上、组织上、思想上都保持着独立自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发生了变化，于是在中共四大会议上提出了要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政治上，自主性都受到极大地限制，毛泽东后来曾说：“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无权不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后，在汉口紧急召开中共“八七会议”，及时纠正和反省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指出今后要高度重视军事工作，在党内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决定。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依据革命形势的要求创造性地做出了向中国广大偏远农村进军，依靠土地革命，联合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割据的决定。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长期复杂艰苦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思想。在1928年—1934年间，毛泽东先后写出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从理论上深入地阐述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及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我们不能效仿苏联的“城市中心论”，而必须和只能以农村为中心，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并实施了井冈山第一部土地法，千百年来农民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积极性，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影响力。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支援，思想上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组织上听命于共产国际特派员的指令和安排，因而，很难真正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并最终被迫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实现集体觉醒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党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毛泽东后来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他多次劝诫党内同志：“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学；我们需要马克思的本本，但我们不需要本本主义。”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这也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这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独立自主思想的成熟（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想将我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昭然若揭，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不久就把驱逐日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纳入议事日程。在12月17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官僚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各个阶层联合起来，为保家卫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要吸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陈独秀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要将革命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深入而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但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始终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共双方的谈判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
1936年，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协调下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然而12月份从苏联归来的王明，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实际上相当于放弃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抹杀了独立自主原则，造成了党内同志思想上的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此后，国民党先后兴起了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针对统一战线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和打击国民党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迁就主义错误思潮予以纠正。1937年8月，毛泽东和洛甫发表了《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在这篇文章中，党中央首次使用“独立自主”的概念，“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1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独立自主原则与统一战线统一起来，无原则的让步就是投降。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进行了深刻地批评，指出这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既统一又独立”，所谓统一是指统一于抗战、团结和进步；所谓独立是指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此之后，独立自主原则正式在党内确立下来，并被绝大多数党员理解和接受。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国内一些人依附美英等国的政策，也不同意党内少数人盲目服从苏联的做法，主张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解决中国的问题。1940年，《解放》周刊时评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民族独立的路线”，中国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政策”，才能对内唤起民众，对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挽救民族被毁灭的灾难”。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解决自己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应用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坚持在敌后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一方面挫败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企图消灭、限制、收编我军的妄想，另一方面也发展壮大了党和人民军队，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当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克服根据地物资供应紧张的困难，毛泽东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上到下全部投入到火热的生产中去，织布做衣、种菜种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靠着勤劳的双手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延安时期的南泥湾精神就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各项事业的重要原则。只有独立自主，才能不被来自于外部的困难所压倒，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三、坚持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此时的中国经过长期的内战和抗日战争的重创，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巩固初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不但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还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在外交、军事、经济、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封锁和干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临危不惧，紧紧依靠广大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用勤劳的双手去描绘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经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不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毅然决然地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发核武器的抉择。尽管年轻的共和国刚刚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整个国家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但在党中央的带领下，许多对新中国怀有满腔热爱的科学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他们和广大工人、技术员、解放军战士一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伟业，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骄傲的成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典型人物，诸如钱学森、王淦昌、时传祥、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他们当中有工人，有技术人员，也有造福一方的官员，无论什么职业，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我国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中苏经济互助友好协议，苏联援建了新中国156个大型项目，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与西方主要国家外交关系改善之后，我国先后引进了高达43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有力地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这一时期，党中央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了坚决地斗争。当时苏联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动辄对我国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在经济上抛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国际分工论”，要和我国建立所谓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做出了坚决抵制，毛泽东严肃认真地指出，如果苏联想要控制中国，“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毛泽东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负责，也就是要按照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探索解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问题。中国要独立自主地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多办。
四、独立自主原则的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转变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且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先富后富”的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从而将人们从过去长期停留在对于社会主义表象的僵化理解中解放出来。在发展经济问题上，邓小平十分开明，他提出，搞一些拿来主义没有坏处，科学技术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分，只要对发展国家的经济、改善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有好处，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样可以提高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他在视察第一批设立的经济特区的过程中，不断地鼓励人们放下思想上的包袱，“不要学小脚女人，胆子要再大一些，只要认准的就要敢闯敢试”。正是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解决了独立自主与引进外援的关系问题，才谱写出了一首中华大地上动人心弦的“春天的故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接管了科技和教育领域。为了尽快缩小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上的差距，他大胆地鼓励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高考制度，为我国培养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人才、独立自主地开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提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不能依赖外国进口和援助，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本色。1984年，近80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先后批准实施了“863计划”、“火炬计划”，为在高技术领域追赶发达国家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提出，发展高科技并非是单纯引进物化产品，而是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的技术。邓小平指出，任何项目或工程不能完全照搬过来，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创造。
在涉及我国主权问题上，邓小平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先后抛出“以主权换治权”“中外共管”，蓄意制造“黑色星期一”，造成香港股市的混乱局面。面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是没办法谈的”，“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经过长达两年之久22轮艰辛谈判，中英双方最终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按照双方协议，1997年我国顺利收复香港主权。1999年我国收复澳门主权。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指出，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一切着眼于维护和平。“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的伟大创造。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侵略战争，并悍然袭击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果断、妥善地处理了这一重大事件，展示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立场，得到全体中国人民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江泽民历来强调，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绝不屈服于外来压力。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实现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我们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胡锦涛指出，当今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和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勇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五、新时代继续大力发扬和提倡独立自主原则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都出现了深刻复杂的变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独立自主原则放到中国与世界发展这个大视野下，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繁荣稳定，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繁荣稳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为主，引进外援为辅，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怎样发展，如何发展，按照什么样的节奏步骤推进，只有本国人民说了算，他国无权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坚决反对将他国意志强加在我们头上。例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有步骤、分批次地开放沿江沿海港口城市，从特区建设到试点城市，再到全方位开放，也是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在不断调整。
在科技创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他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高速铁路运行技术、C919大型客机研发、港珠澳大桥建设、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批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但不容否认，在个别领域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对于这些被视为“定海神针”和“不二法器”的核心技术，我们不要幻想他国会主动提供给我们。我们只有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不会受制于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和锻造“杀手锏”技术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为我所用。另外，还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高效精干的科研团队，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储备大量人才。
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各个国家，无论大小、贫弱，一律平等，世界的前途命运应该由各个国家共同来掌握。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国家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亮明了我们在关涉中华民族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底线和立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我们解决台湾事务的基本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分裂中国。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做出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因而，在道路选择问题上不可能千篇一律，复制照搬，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治模式、政治道路适用于一切国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政治原则具有历史继承性，是不能随意割断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实践证明，这条经过千辛万苦找到的道路是一条引领中国人民从落后挨打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尽管这个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前进过程中也许有曲折，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断地去完善它，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愈来愈近。
在我们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望过去，总结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摒弃零和思维、冷战思维，树立起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积极发展双边、多边睦邻安邻友好关系，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对外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有力的领导下，奋发进取，自力更生，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