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界分

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再到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激进主义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但马克思自1843年起，即与包括以赫斯为代表的激进行动哲学以及激进民主主义做了界分，此后，经新唯物主义暨唯物史观的形成到《共产党宣言》，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一条重要辅线。《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主义的走向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流传统的演进，如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反思，马克思对欧洲工人运动以及第一国际的参与及主导，马克思艰苦卓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阐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及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第三国际的工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等，均自觉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激进主义的界分。

　　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激进主义传统及其分域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应当追溯到1843年的《德法年鉴》时期，在此前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启蒙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超越，在经历了克罗兹纳赫时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后不久，便是《德法年鉴》时期在激进民主主义中的逗留。正是这一逗留，使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时即与以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激进主义区别开来。

　　19世纪30—40年代，以巴黎为中心实际上形成了一波影响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左翼激进主义潮流，在德国则形成了四季社与烧炭党等左翼激进工人组织，并形成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理论派别。

　　1843年马克思在形成其社会政治学说时，与左翼激进主义形成了两个方面的界分。第一方面的界分，是马克思同当时表现为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的区分，在理论上则特别表现为同赫斯行动哲学的区分。1843年前后，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前后产生并波及欧洲的激进政治运动作出了多次批判，涉及巴贝夫、博纳罗蒂、卡贝、德萨米，尤其是布朗基主义、正义者同盟以及魏特林等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左翼激进主义。布朗基主义者以及魏特林等人理论粗陋，却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相关的“正义者同盟”之类的激进左翼秘密团体影响同样很大。马克思在40年代初就熟悉并认识这批左翼激进主义者，他敏锐地觉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代表和理解人民，只是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行动。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人民不过是他们实现极端政治目标的工具，是“无知的大多数”或“乌合之众”，民粹主义打着人民的旗号，实则利用了“沉默的大多数”并建构了一个由其解释的整体性的人民概念，且往往不择手段地把人民“绑架”到他们所意愿的激进主义快车道上，他们并不真正忠于人民，而是在封建王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再一次造成极权主义。马克思对这类左翼激进主义的宗派性和极权性十分反感，对其蛊惑民众的态势也深表忧虑。自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起，马克思就感到这样一种左翼激进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妨碍与伤害，因此不遗余力地对其展开批判。马克思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构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阐释与发展的辅线，在马克思看来，不对这种左翼激进主义展开清晰的批判，就不足以讲清楚自身的社会政治理论。

　　第二方面的界分，则是同样在1843年开始进行的同激进民主主义的自觉区分。在同布朗基主义、赫斯的激进的行动哲学及其左翼激进主义区分开来的同时，马克思也同左翼激进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激进民主主义区分开来。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中的“逗留”不是停滞与止步，而是“经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不是转向当时激进民主主义所定义的共产主义，而是转向包含着社会解放和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因而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实际上，1843年，马克思对卡贝、德萨米与魏特林式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依然很反感，以至于他并未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先是接受并重释了社会主义概念，然后才从激进民主主义逐渐转向接受并重释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从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起始点是1843年，完成则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而且，马克思1843年在激进民主主义中的逗留，显然不是指马克思接受了激进民主主义，而是经受其洗礼，既肯定其历史的进步与积极意义（其中既包含着与封建主义和启蒙自由主义的双重决裂，也包含着同赫斯行动哲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其左翼激进主义的区分），同时又要求克服和突破激进民主主义本身。当然，马克思对激进民主主义的真正克服与突破，是同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能将马克思1843年在激进民主主义中的逗留，看成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孤立的理论事件。

　　与激进民主主义有别，马克思强调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强调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马克思当然赞同革命，但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革命是从传统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转变，革命的目的必须是推进历史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绝不是民粹主义主体的流氓无产者，而是具有高度现代文明意识和实践能动性的历史主体，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条件下，则要求具体化为先进的工人阶级。而且，在马克思那里，自从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自觉，进而形成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就不能被看成是民粹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主流传统与激进主义的界分

　　现代西方学术界（甚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常常不加区分地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左翼激进主义、甚至是左翼激进主义的主导。但他们低估或者无视了一个事实：作为政党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激进左翼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

　　1848—1852年间，以出版《新莱茵报》为标志，马克思对欧洲革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反思，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国家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回击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也坚决批判了急躁冒进的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由此使马克思主义主流传统得以巩固。

　　有些观点过于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从事《资本论》研究完全沉浸于学术状态，从而有意淡化或避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意识。实际上，马克思清楚地知道其学说及理论的历史使命，他转入书斋实际上是理论上的政治实践，即从理论上弄清社会政治实践的来龙去脉，并不存在“书斋”与“革命”的二分。《资本论》的研究正是以理论的方式回应激进主义运动，包括更为理性而清晰地界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左翼激进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思想，那是马克思在着手政治经济学批判十余年后，经历了对欧洲革命的反思、并在一个更长时段的世界转变视野中，对现存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诊断。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坚持革命思想。事实上，1848年之后，马克思持续关注社会革命与世界革命。而且对于那些拒绝承认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的倾向，比如工联主义，马克思无疑持批判态度，对于那些仅限于承认欧洲革命，而拒绝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突破地域限制，从人类解放的意义上理解欧洲革命的倾向，马克思同样也是否定的。

　　马克思持续关注欧洲工人运动，并努力将社会革命与人类解放思想引入欧洲工人运动，但这一努力与马克思对左翼激进主义的自觉批判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肯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时，必然会发生暴力革命，但马克思不同意，并且反对左翼激进主义的唯暴力革命论。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