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孙乐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趋势及其效应评估

正确对待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起点上要搞清楚我们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位关系：我们不是它的追随者，而是它的同时代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依靠西方学术界的现成成果来构建我们的认知图景，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科学指南，深入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赖以形成、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展状况与格局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反思

　　首先，文献学研究呈现新趋向，解构主义色彩日益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呈现新形态。苏东剧变之后，MEGA2的主导权转移到西方学者手中。他们秉持学术化、去意识形态化、历史化等原则，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进行了重新编排或改造。欧美国家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解构主义倾向，颠覆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经典形象的传统认知，甚至进一步激活了那种炮制“马恩对立论”的研究倾向。新世纪以来，在MEGA2及各种解构主义版本的影响下，“马恩对立论”开始死灰复燃，成为当代西方学者日益热炒的话题。在今天的背景下，如何回应这种错误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研究路径形形色色，认知态度莫衷一是，理论逻辑标新立异，研究成效良莠不齐。第一是重读马克思路径。这种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的变迁，这种路径在总体上无力回应时代主题，日益沦为一种经院化、边缘化的小众路线，影响有限。第二是本土化和具体化建构路径。这些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和方式方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但这些路径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地方经验、本土特色的关系，过分强调后者，存在用地方经验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没有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第三是各种“后”学嫁接路径。这种打着“后”学旗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来服务于各种“后”学之实。这种路径可以赢得较高的理论声誉，也可能受到很多粉丝的青睐和追捧，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它多么惊奇、多么壮观，都不可能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第四是彻底的批判和解构路径。历史已充分证明，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潮虽不乏激进性和学术创新性，但它不可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和政治纲领，最终只会沦为历史的一块遮羞布，陷入理论和实践的死胡同。

　　最后，理论隔阂日益加剧，逻辑分化日益深化，路线分歧日益严重。新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依据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或某种观点做出阐发和回应，碎片化有余、整体性不足；同时，不同趋向之间的理论隔阂日益加剧，无法从总体上系统把握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研究。

　　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四个新生长点及其发展趋势

　　首先，生态运动日渐消退，理论创新日益乏力，发展势头日趋平缓，整体影响力日渐衰退。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势头基本保持稳定，但缺乏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表人物。就理论形态而言，主要表现为三种建构路径：从全球产业分工和资本积累出发，将生态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结合起来，建构全球化时代的生态批判理论；积极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本土资源嫁接起来，建构多学科、跨学科的生态学研究体系；沿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路径前进，将生态问题与政治哲学、社会运动、政党政治结合起来，力图重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学批判。

　　其次，空间转向日益显著，理论逻辑越发分散，实践方案越发空想，虚无主义色彩越发浓厚。空间转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进入21世纪，空间批判理论迎来了新的发展期，呈现出新旧主题激烈碰撞又相互促进的趋势。第一，从理论逻辑来看，空间的本体化路径得到进一步强化。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跨学科路径日益明显。第三，从批判主题来看，空间的政治化诉求日益显著。最后，从实践方案来看，虚无主义色彩日益明显。

　　再次，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身份政治学发端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后现代理论的支撑下，于新世纪前后达到顶峰。当代西方左翼身份政治学主要表现为两种范式：一是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主要表现为以特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来对抗主导秩序；二是正义式的身份政治，即以承认理论为导向的身份认同范式。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学过多地关注文化和身份问题，并未触及这些问题的本质及其经济根源，不仅彻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片面夸大了“差异”的历史地位，也存在被资本主义收编、同化和利用的可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遭遇双重危机，身份政治学也随之陷入困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最后，生命政治学日益走俏，研究范式泾渭分明，实践出路日益渺茫。生命政治学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新兴的一个理论生长点，最先由福柯提出，后经哈特、内格里、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左翼思想家不断发展，形成了三种典型范式。作为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政治学或多或少地走向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否定，导致这一理论的批判力度略显不足，存在形而上学化和乌托邦化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生命政治学不可能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主导趋势，更不可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成为未来实践斗争的主导形式。

　　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研究的四个主要方向及其反思

　　首先，物质生产理论遭到解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不断退场，新型花式不断涌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国家先后实现了新自由主义转向，逐步实现了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型。因此，如何认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特质及其历史效应，就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此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认知范式，但这些范式存在重要缺陷。一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曲解或抛弃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只是抓住当代资本主义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特征，以此来定位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特质，显然存在以偏概全之嫌。

　　其次，危机研究全面升温，分析范式持续分化，病根诊断殊途同归。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税收制度、金融体制等不同方面深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危害。可以说，国家干预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相对比较尖锐，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却软弱无力，他们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抛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到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就能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问题。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改良措施，都不可能彻底消除危机。

　　再次，社会结构理论相互对峙，阶级逻辑日益退却，斗争策略越发空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构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分歧，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第一，就两极分化结构而言，一些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多元化扁平结构，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两极分化结构已不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此相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变化，都无法掩盖当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现实。第二，就阶级逻辑而言，一些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已转变为资产阶级与少数边缘群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认知阶级和大众概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资本与认知阶级和大众之间的对抗。第三，在斗争策略上，各路左翼学者也纷纷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最后，民主批判日益深化，问题把脉针砭时弊，替代方案却软弱无力。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剖析了西方民主的乱象及其根源。可以说，他们对当今欧美民主乱象的诊断还是比较深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开出来的药方却是软弱无力的，或者主张回到古典民主或古典共和，或者诉诸道德伦理和善治，或者主张在西方民主制度内部进行自我改良，抑或奉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既不具有可行性，也不具有现实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王禧玉/摘）